着名军事和生活作者晨枫，近日在观网发表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乡下人如何走出悲歌，一篇是内卷式竞争能制止吗
晨枫对 “乡下人” 的定义颇为独特，他称 “这里，乡下人只是万斯书中的说法，原文是 hillbilly，不是指农民，实际上和农村没关系；也不是指穷人。hillbilly 实际上是一种心态，是指拒绝责任、不思进取还自以为是的群体” 。
他将乡下人难出头的原因简单粗暴地归结为个人 “思维的困境”，他解读“万斯很正确地指出：乡下人的困境在于思维的困境。从自我怀疑和怨天尤人开始，走上自我失败（self defeating）的人生道路” 。
然而，现实中“乡下人”面临着重重难以跨越的客观阻碍，远非思维问题这么简单。
万斯笔下的 “铁锈带白人困境”，根源在于去工业化浪潮引发的结构性失业、社会福利衰减以及社区文化塌陷，本质上是全球化进程中边缘群体被系统性剥夺的体现。晨枫将其简化为 “拒绝责任的消极心态”，既背离了原着的社会学内涵，也掩盖了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复杂状况。把社会阶层困境单纯归因于个体 “不思进取”，属于典型的 “责备受害者” 逻辑，刻意回避了核心矛盾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的研究表明，1999 - 2023 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导致铁锈带家庭收入中位数下降 18.4%，阿片类药物滥用率上升 372%；在中国，东北老工业区下岗工人再就业率仅为 41.2%，且 57.6% 从事低技能服务业。这证明产业变迁引发的结构性失业是群体困境的核心，而非个体 “懒散”。晨枫将群体困境简单归结为个体心态问题，显然与这些研究结果相悖。
在教育公平方面，晨枫在回帖中所说的 “美国的乡镇教育在水平上与城市没有实质差异，教育资源匮乏之说不成立。中国的“新生乡下人”的主体正是产生在城市，也是教育资源相对充裕的地方。” 的论断违背基本事实。乡下人在教育资源获取上处于明显劣势，这是他们发展受限的重要客观因素。
从美国教育差距的实证研究来看，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报告，农村地区高中毕业生大学入学率（58%）显着低于城市（69%），农村学校教师平均年薪较城市低 14.7%，STEM 课程开设率不足城区 1/3 。美国农村学校生均经费仅为城市的 70.9%，这直接影响到教学资源的配置，如优质师资的引进、教学设施的更新等。
而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23 年调查显示出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61.4% 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其生均公用经费仅为公办学校的 43%；初中阶段留守儿童进入普通高中的概率（32.1%）仅为城市户籍学生（78.6%）的 40.8%；高等教育阶段，农村户籍学生占重点高校新生比例从 1990 年的 48% 降至 2020 年的 17.3%。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白皮书（2023）》表明，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比例仅为 12.7%，而城市户籍学生为 89.3%。《中国大学生源结构研究（2022）》指出，985 高校农村户籍学生占比从 2000 年的 35.1% 降至 2022 年的 16.8%；农村学生获得自主招生加分的概率仅为城市学生的 1/9。这一巨大差距使得乡下孩子在高等教育的起跑线上就远远落后。
从文化资本理论来看，《中国家庭文化资本调查报告 2023》显示农村家庭文化资本（藏书量、博物馆参观率、艺术培训参与率）仅为城市家庭的 1/5，城市中产家庭通过 “影子教育”（课外辅导、游学等）每年投入教育费用平均 8.7 万元，相当于农村家庭全年收入（国家统计局 2023）。同时，农村小学英语教师缺口率达 63.4%，音乐、美术教师缺口超 80%（教育部《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23》），这种巨大差距，晨枫却对此视而不见，只强调个体思维问题。
晨枫认为 “家学赤字” 导致 “思维的困境”，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并未提出任何关于教育公平改革的有效举措。相反，却推崇通过强制性手段扭转乡下人的思维，他提到 “或许与万斯一样，需要有一个强制性的转折点，将乡下人从思维怪圈中拉出来”，推崇 “思维上“硬拧”村民的思维”“压力锅教育方式”“海军陆战队式强制环境”等等“集体主义环境”。这种观点完全是将责任单方面推向乡下人，忽略了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社会公平保障等方面的因素。
晨枫虽分析了家庭支持与 “家学” 的作用，称 “万斯在书中给了家庭支持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很对。中国人很重视家庭观念，也是一样的。但家庭支持只是兜底的，缺乏引领作用，这正是‘家学深厚’和‘家庭教育缺失’（不是一般的品行和人格教育，而是面向未来的三观教育）的差别” 。然而，即便认识到家庭支持的局限性，他也未从改善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去探寻解决乡下人困境的办法，而是一味强调对乡下人思维的强制扭转。
他在《乡下人如何走出悲歌》中明明提到 “好事是如果及时扭转这一代新乡下人，就有可能制止乡下人现象的延续。坏处是只要社会经济条件合适，新的一代乡下人又会产生” ，却未深入思考如何改变社会经济条件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此背景下，教育平权行动可以借鉴。例如，将 40% 重点高中名额按学区随机分配，这一举措有效切断了 “学区房 - 培训班” 利益链。以上海闵行区试点为例，实施后学区房溢价从 120% 降至 45%，家庭课外培训支出下降 37%。教育内卷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家长为了孩子能上好学校，不惜投入大量资金购买学区房、参加课外培训班，这种现象不仅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也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而教育平权行动通过公平分配重点高中名额，打破了学区房和课外培训的垄断，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减轻了家长和学生的压力，推动教育回归本质。不过，目前该行动主要在城市户籍内部发挥 “反内卷” 作用，对于解决乡下人困境，仍任重道远。
在阶层流动问题上，晨枫在回帖中以梁建章、王兴等个别企业家的成功案例来论证阶层固化不存在，这在方法论上犯了典型的幸存者偏差错误。梁建章、王兴等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极端值。
世界银行《2020 年中国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了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在教育筛选机制方面，农村学生进入 985 高校的概率每降低 1%，其终身收入预期减少 23.7 万元；社会网络缺失使得农民工子女获取高质量实习机会的概率仅为城市中产家庭子女的 1/8。这些结构性障碍构成了 “贫困陷阱”，远非个体 “思变” 意愿就能突破。
世界银行《全球社会流动性报告（2023）》显示，中国社会流动性指数（45.2）低于印度（47.8）、巴西（49.1），更远低于北欧国家（85+）；农村家庭子女收入超越父母阶层的概率为 23.7%，而城市中产家庭为 61.4% 。这表明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现象较为明显，尤其是农村家庭子女向上流动困难重重。
晨枫将 “乡下人” 的问题归因为 “穷不思变”，但实际数据予以有力反驳。国家统计局 2023 年数据显示，农民工年均工作时长（2864 小时）超过城镇职工 23.8%，创业意愿调查中 68.4% 的农民工表示 “渴望技能培训但缺乏渠道” 。把如此高强度劳动的群体描述为 “不思进取”，既违背伦理，也与实证数据不符。《中国农民工创业调查报告 2023》显示，农民工创业失败率（68.3%）是城市居民的 2.1 倍，主因是缺乏抵押物（73.2%）和融资成本过高（小额贷款年利率普遍超 24%）。这些数据表明，乡下人并非不想改变，而是在改变的道路上面临着外部条件的阻碍。
虽然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北京大学《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研究》显示：脱贫人口中，依赖政策兜底的比例仍占 38.2%；产业扶贫项目中，因缺乏市场衔接导致的失败率达 31.7%；易地搬迁群体在新环境中的社会融入障碍率高达 49.3% 。这些数据表明，单向度的 “扶志” 无法替代公共服务均等化、生产要素再分配等深层次制度改革。
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白皮书（2023）》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医保报销比例差距达 26 个百分点（农村 48% vs 城市 74%）。世界卫生组织（WHO）中国办公室研究表明，农村家庭因医疗支出致贫率（18.9%）是城市（6.3%）的 3 倍；新农合对大病实际报销比例（43.2%）低于城镇职工医保（68.7%），且目录外药品占比高达 37.6%。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 “可行能力理论”早已证明：贫困本质是发展机会的剥夺，而非单纯收入短缺。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2023》，中国农村群体 “可行能力” 缺失指数（教育、医疗、社交网络等）达 0.63，显着高于城市（0.29）。
要求个体在户籍壁垒、社保缺失、教育歧视等排斥中实现 “自我救赎”，无异于要求溺水者拽头发自救。当代中国需要的不是对弱势群体的道德审判，而是从制度层面进行变革。例如，在教育资源再分配方面，应建立城乡统一的生均拨款制度，立法保障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在劳动权益制度化方面，强化工会集体谈判权，根治欠薪顽疾，建立农民工职业培训国家基金；在反贫困体系升级方面，将相对贫困纳入法定标准，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社会阶层差距、教育公平等一系列问题。
在谈及 “公平” 问题时，晨枫认为 “中国人现在很讲究‘公平’，乡下人能大批走出悲歌，是最大的公平。被锁在‘人下人’固然是不公平，但现在有一种观点：不能做‘人上人也’是不公平。似乎在‘人上人’和‘人下人’之间，就不存在‘人中人’。公平不是否认‘人上人’和‘人下人’的存在，而是尽量压缩这两头，而使得大多数人都能相对舒适地做‘人中人’。公平是堂堂正正、自食其力的人的权利”。
这种对公平的解读，看似有理，实则将公平的概念狭隘化，忽视了乡下人在追求公平过程中面临的制度性障碍，而仅仅强调个体要成为 “自食其力的中人”，回避了社会阶层差距背后的深层次矛盾。
更说出“羡慕富二代和羡慕富养的宠物没有差别，要是有人愿意自甘堕落为被豢养的宠物猪、宠物狗，他们没有资格谈公平。”不仅表达对阶级固化的推崇，甚至否认社会激励机制对个人奋斗的推动作用，自相矛盾，实际上的精英主义立场比任何人都走的更远。
而在《内卷式竞争能制止吗》一文中，晨枫对 “内卷式竞争” 有着不同的论述。他指出内卷式竞争的表现及危害，称 “在收益递减的时候，投入已多、陷入已深，已经形成路径依赖了，只有加倍努力，走上深度内卷的不归路。当然，在实际上，同一条路上走的人太多了，不被挤下路反而成为最大的挑战。“
晨枫在《乡下人如何走出悲歌》文中批评 “乡下人 “的” 思维的困境 “，要他们个人奋斗，政府” 硬拧 ““压力锅教育方式”“海军陆战队式强制环境”全都是好事。而在《内卷式竞争能制止吗》一文中则说 “内卷式竞争” 是无效消耗，“这种竞争方式不仅消耗大量资源“，”还因为极端薄利而无力投入技术和产品研发，抑制了产业创新与创造力的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还指出招商引资、产业培育、地方保护等等方面，“地方政府也在其中起到负面作用”。
晨枫在“乡下人”问题上，他忽视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体发展的限制；而在内卷问题上，却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市场、政府等多方面因素，将责任从个体扩大到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层面，这种双重标准显而易见。
总结来看，晨枫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存在严重的自相矛盾和双重标准。在乡下人发展困境问题上，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个体心态和思维问题；在内卷式竞争问题上，却能较为客观地分析多种影响因素，但与之前对乡下人问题的分析大相径庭。这不仅无法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有效思路，反而可能误导公众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问题的妥善解决。
如何破局“内卷式竞争”
农民未缴费就不能拿养老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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