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延观风
之前一段时间囿于工作繁忙，很难挤出时间写文。一直想写一篇2024年国内经济的回顾，不知不觉就已拖到了这时候。但经济形势不像会计做账，因为自然年的结束而隔断出明显的分期，尤其对于我们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形势、政策乃至观念都拥有巨大的惯性，所以即使拖到现在也不会影响我们对去年和今年的分析和判断（才不是给自己拖稿找借口呢）。
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并没有如疫情期间一些人预想的那种回暖，这是毋庸置疑的共识。怎么归因又如何应对，手里握着喇叭的各方群体七嘴八舌，到最后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该用哪套分析框架解释中国经济的各种现象，根本形成不了系统自洽的逻辑共识和政策方向。刘元春的一篇文章很有代表性，虽然名曰建立宏观分析新框架，但除了把当前几个火热概念的优缺点堆砌出来，又提出一堆大小不一、意义含混的政策方向，也没捏出个什么“新框架”。
笔者始终强调，经济学从不具备“客观性”，所有的研究者、评论者、参与者都必然从某种利益立场出发，解释现象、提出建议（或者应该说是诉求）。区别是，有些诉求能够代表更广大群体的利益、支持生产力的进步，而有些人则只想把大多数人的“危”进一步变成少数人的“机”。
在美国，少数人发国难财的情况太多，以至于形成了一个专有名词bailout。这个词本来指危机期间政府用公共资金对“大而不能倒”的企业实施救助，因为每一次的救助都是损公肥私、用穷人和中产的钱给惹出危机的富豪擦屁股，这个词已经完全成为政治上的骂人话，以至于拜登政府硅谷银行倒闭后，一边花钱赔偿硅谷技术精英的存款，一边嘴硬“存款保险不能算bailout，存款保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事，怎么能叫bailout呢？”
在国内语境还没有和bailout完全对位的翻译。在2023年以前，国内仍然有粗放式增长的空间，一时遇到沟沟坎坎，还可以靠猛轰油门碾压而过。就算惹出乱子的群体不需要为其行为承担出清的代价，乃至继续获利，绝大多数人的福利还是随着爬坡过坎不断提高的（近似的帕累托改进），兜底政策也就没有直接触发国内群众广泛而强烈的反感。可能“擦屁股”更符合美国人说bailout时的强烈贬低意思，但为了文雅，本文还是先用“兜底”这个词吧。
市场经济没有只赢不输，决策错误要付出代价，研发失败要付出代价，过度扩张要付出代价，正是支付代价的出清机制是市场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有些群体在经济上行、泡沫累积时鼓吹自由市场，恨不得让政府从经济活动中彻底消失；而哈耶克的大手开始清盘时，他们又鼓噪政府给他们兜底。
高速发展阶段，看似无痛、帕累托改进的兜底政策将大量结构性矛盾掩埋拖延，终于在这几年到了避无可避的程度，成为我们遇到的第一场结构性大考。没有出清，让不当得利者、超额得利者承担相应代价，就不可能解决结构性问题，推动经济重回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被出清者当然反对出清，拼命也要让政府继续拉住他们，哪怕把整体利益拉下水也在所不惜。不能低估他们塑造的舆论对政策的影响，毕竟从决策者到中层执行者，都浸泡在社会舆论环境中，不可避免受到环境信息的影响。是出清过去累积的风险将资源投入更有效率也更公平的领域，还是继续拿有限的资源兜底填坑，是去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政策兜转的主线，并将决定经济发展的走向。
房地产：兜得住吗？
从20年“三条红线”，到去年上半年个别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水落石出，房地产政策的思路整体上是遏制增量风险、有序出清存量风险、坚决惩处道德风险。但房地产业已经是国民产业，开发商和建筑家装产业链、地方政府、银行、持有住房的居民都牵涉其中，这一领域反对出清的声量最大、影响政策的能量最强。
履行合同交房本是开发商的法定义务，决策错误过度扩张是的开发商的市场责任，应该以公司财产和追索管理层掏空保证完工履约。结果现在保交楼变成了“政府不给纾困我就不交房”的撒泼打滚，契约精神何在？甚至要求本意保障购房者权益的白名单制度变成保房企，突出一个房企傻白甜、责任不粘锅。
某些肉喇叭的文章
去年一年，“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以惊人的速度对中国财经专家完成了集体洗脑。企业不投资、居民不消费、经济不增长，统统因为房价下跌债务收缩！无论背后有多少逻辑和原理漏洞（我们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一文中分析过），辜朝明对中国财经界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曼昆经济学教材，用来把普通住房持有者绑上兜底的大船，并通过各种渠道渗入了公共决策过程。
于是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政策取向从出清转向“止跌回稳”的兜底。笔者支持其中一些合理政策，比如下调存量房贷利率是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低、银行吃息差旱涝保收现状的矫正（但不是解决）。越强调“止跌回稳”这一兜底目标，房市的底就越难兜住。
稳价的第一要务是提高需求。如果各位财经专家还记得经济学101的知识，供给过剩的出清方式是降价。当然我们在《谁在替碧桂园喊冤》分析过，98房改后房产需求是居住消费品和金融品的叠加，而且后者对房价的驱动远远大于前者。当房地产供给过剩时，强化金融属性实现涨价去库存，这种方法早已不是第一次运用。
这种模式越繁荣，繁荣的保质期越短。看看很多低线城市超过了当地常住人口的商品房库存，叠加城镇化速度放缓和人口减少，刚需之低迷甚至连支撑金融杠杆的小小支点都做不了了。想要重新构建击鼓传花的房地产的金融叙事，既没有多少人来支撑幻想，也没有多少人再相信幻想。
没有了刚需或者金融投机需求，平时一贯批判“国进民退”的财经舆论场一转鼓呼国企下场收购存量商品房，给开发商回血，同时顶住不断下行的价格压力。这一政策走不通正常的供需经营逻辑，兜底色彩很浓。
第一，低线城市商品房库存严重过剩、跌价压力最大，但保障房需求不大，地方国企更没能力收购。高线城市商品房库存相对较少、价格相对坚挺，开发商不那么急需卖房兜底，保障房需求却很多。部门和财经圈都在讨论“改善性住房需求”“好房子供给”，但住房质量的本质是生活质量，不是面积大了建筑材料节能绿色了，房子的质量就好了，职住平衡、周边配套等等因素却在相关讨论中神奇神隐。
呵呵
第二，经过几轮上涨，房价租售比达到了50的逆天水平。国企收购再出租的年收益率不到2%，固然收购价低于市场价，保障房租金同样也不是市场价。央行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利率都有1.75%，金融机构加价之后，国企出租保障房的收益根本覆盖不了利息，很容易把开发商的短期风险转嫁为国企的长期风险。
无论从收购模式可持续性角度，还是从给开发商收拾烂摊子的角度，收购价都应较市场价打出不小的折扣。开发商再次表现骨子里捂盘惜售的贪婪。国企下场前天天喊着现金流断了、没钱交房发工资了；国企下场救急后，他们反而嫌5%的利润太低不愿意卖，到处发动说客呼吁提高收购价格。
呵呵呵
回顾历史，2014-15年房价进入下行周期时，经济增速还在保7、新生人口规模还算合理、产业空间和国际环境都很宽松。那本是推出房产税、建立保障房体系等改革的最佳窗口，借助市场出清的趋势低成本推动改革，也促使上一轮房地产周期的风险充分出清。但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房地产政策很快转向，“涨价去库存”的泡沫逻辑开始运作。
结果就是，商品房库存越去越多，钢铁水泥产能越去越多，居民和地方政府杠杆越去越高，实体经济房租成本越降越高，居民和地方政府被越来越深地绑在房地产的战车上。直到今天，保房地产和保稳定、保消费、保财政、保出生人口、保金融稳定的多难问题越来越难，这一切都来自于放弃出清后的繁荣。那段繁荣被某些人怀念、粉饰和借喻，但今天需要支付繁荣背后的代价时，他们却并不愿付账。
消费：“劳动收入”四个字很烫嘴吗？
消费不足是制约经济的又一个瓶颈，也是财经圈最热最有流量的话题之一。只不过一年一年讨论促进消费，有把消费搞起来吗？没这个能力知道吗。不论是发现金/消费券、提振股市楼市，还是放开高端服务业、创设消费场景，笔者劝专家们先把消费的理念搞懂，再来谈怎么促消费。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建漂亮的大桥、生产炫酷的机器人，更不是把GDP、消费数据搞的好看，而是让每个社会生产的参与者都能按贡献分享社会产品、提高生活质量，所以消费是经济的目的而不是手段。
我们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从计划经济管工厂的体制转型而来，生产端的统计、调控、组织属于传统艺能，无论是基建狂魔还是产能狂魔，都拜我们强大的生产组织能力所赐。
管理生产的举措清晰且直接，政府面对的是数量较少的企业主体（一般是规上企业）或投资项目，通过控制原料、资金、用地耗能、产能指标甚至直接下命令等手段，实现生产的增减调整，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政策工具和经验都极为丰富。
一遇到内需不足的情况，各级地方政府会立刻祭出拉投资上项目法宝，这样做确实能做高短期需求，也确实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固定资产。但投资是当下的需求、未来的供给，仅靠投资拉动短期经济数据，就是把今天的需求不足拖延到明天放大，把今天的结构性出清转嫁成明天，
消费看得见、抓不着。少数规上企业占到生产的大头，但富人不是消费的主体，消费的活力和牵引力全部蕴藏在基数最大的中低收入群体中。政府不可能以很小的效率损失控制每个个体消费者，存多少、花多少，吃什么饭、买什么车，“抓项目”思维在促消费上根本不管用。
现在各级政府为了促消费不可不谓煞费苦心，却无从下手、药不对症。比如有些地方搞文旅开发、商场等消费场景更新改造，美其名曰“创设新消费场景”促进消费。这些“项目式”政策又把促消费变成了拉投资，难道翻新加建了西单过街天桥和商场间的联通平台，穿梭期间的外卖小哥就会驻足于此吃一顿午饭？
消费是收入分配公平、就业工作环境宽松、社会保障扎实、消费者权益保障有力的结果。已经实施的以旧换新也好，很多人主张的消费券也好，都是拉高一时消费的手段。真正的促消费政策瞄准的不是消费本身，解决了制约普通人收入增长的结构性问题，谁还不会花钱享受了？
也不能说政府部门没有意识到这些，不管是高规格文件还是会议，都有提高居民收入的相关表述，但困于思维惯性（或者在某些方面，惰性）和一些利益掣肘（什么掣肘下面会说），表述一直只是表述，没有变成实在的政策。
而有些人鼓呼的促消费就是借题发挥、为既得利益阶层牟利了。当然，他们也会高喊“消费刺激不出来”“大家没钱消费”“要提高居民收入”云云，收割一波情绪流量，但请问他们让大家有钱的方案是什么呢？各路财经肉喇叭花式论证，却又异口同声——提高财产性收入。
不论说出什么花来，核心逻辑无非是股市涨了、房价涨了，居民手里就有钱了，就对经济有信心了，于是消费就繁荣了。但他们从来不敢说，从总量看，财产性收入只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8%，从分布看，更是高度集中于头部人群。我们曾分析过，股市的活跃散户账户只有几千万，而对于多数只有一套房产的人来说，房价涨跌根本构不成可供当期消费的现金流。
不看广告看疗效。去年9月底超预期政策拉动A股狂暴上涨后，十一国庆文旅、零售餐饮增速并不亮眼，在双十一提前的加持下，10月以商品消费为主的社零增速短暂弹回4.8%，11月增速立刻掉头向下，而服务零售额增速则是不断下降，整个四季度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甚至更弱。无论中外、抑或现在或者过去，股市都不能代表经济热冷，或者绝大多数人的购买力涨消。
（这里要说明一下，社零售额只统计商品销售和餐饮服务。早些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确实以这两大类为主，这个指标代表消费的效力还是很强的；但近年来尤其是疫情后，我国服务消费的发展速度极快，居民消费篮子里服务占比快速提升，这个指标越来越不能代表消费需求了。
比如前年末到今年哈尔滨旅游爆火，但因为住宿、门票这些旅游支出的大头都不在社零指标里体现，当地政府有意识地控制物价，社零增速却仍然不高。服务业增加值、服务零售额等指标也没法反映服务消费，金融、审计、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都在里面。
还有，考虑到房地产相关的家具家电装修等大件消费因房地产转冷受到的影响就更复杂。“消费好不好”本来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笔者将在下篇文章中再专门讨论。）
要让普通人有钱消费，激活经济的毛细血管，关键是提高绝大多数人赖以谋生的工资性收入。但“工资性收入”这四个字对于肉喇叭们来说烫嘴，让企业出血的事，无论合理合法与否，在中国财经界都是政治不正确。他们会说：企业已经很难了，非要提高工资性收入只能让企业倒闭，普通人失业就更没有收入，经济只会更差！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正是因为太多企业始终存在把核心竞争力建立在低劳动力成本的路径依赖，产业升级转型、消费扩容提质的步伐才会受阻甚至走两步撤一步？有研究指出，人工费用上涨倒逼企业主寻求高效机器替代，是催生英国工业革命的动力之一。大萧条煤炭工人没有煤烧、倒牛奶的故事还写在教科书里。今天美国企业主承担的人工成本、工薪税和“自愿的401k缴费”成本也远高于我国，但不妨碍它的企业成为某些人眼中活力和韧性的象征。
正如员工工作业绩不好要失业，营收不能支撑法定工资福利义务的企业要出清，而不是牺牲法定工资福利水平给应该被出清的企业兜底。再延伸说出去，很多企业就算给员工提高工资也不会损害国际竞争力，偏要跑到国外疯狂内卷打价格战，相当于以国内消费力为代价提高了外国人的购买力。推动物价水平回归合理区间的呼声非常响，但“工资-通胀”螺旋决不能只讲通胀不讲工资，而且应该由工资的上涨启动物价温和上涨的循环，绝不应反之。
现在国内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以及由此决定的劳动收入，始终处于法律规定的水线之下，以至于外卖公司终于开始给骑手交社保竟然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公关的正面案例。都不必讲复杂的劳动力市场议价机制，只需下决心整治诸如奇葩竞业协议、薪资不透明倒挂、无偿高强度加班、非法解雇等法律红线之下的市场乱象，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劳动者议价地位，促进劳动收入和保障向正常水平回归。
另一个制约消费的关键瓶颈是时间。提振服务消费的讨论，不是催促尽快放开高端服务消费，就是重复提高财产性收入的论调。一句话，这都是让高收入群体享受到更多更尖端的服务。
有一个经济学常识（甚至可以说是生活常识），消费服务必须同时支付货币和时间两种资源，没有时间，就不可能下馆子、看电影、去旅游等等消费。购买商品只有金钱一种约束条件，高收入群体可以用浪费的方式实现，但再有钱的富豪一天也只有24小时，能消费的服务也是有限的。服务业的繁荣尤其依赖大基数的普通群体高频次消费，哪怕每次消费额度很小，拉动的就业增收等社会价值都远远超过一次奢侈消费。
释放普通人服务消费潜力的最大瓶颈不是钱，正是时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均周工作时长接近49个小时，再算上通勤时间（职住严重不平衡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又出现了），普通打工人一周能用来消费的时间还剩几个小时？带薪年假乃至产假等休假制度难以落实，旅游、休闲等需要大量时间的服务消费被挤到周末和公休日，不仅消费者体验很差，很多经营者也抱持着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的一次性博弈心态，供需双向促动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自然无从谈起。
总之，提高消费不能靠“促”，反而要靠出清。出清掉听到“消费”“放假”就羞耻愤怒的思维惯性，出清掉对常识和大多数人利益装聋作哑的潜规则禁忌，出清掉靠低工资和长工时维持竞争优势的企业，让各项前置条件归位回正，理性健康的消费扩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缺失的需求驱动的增长也就补上了。
出清不好受，但不出清更不好受
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叙事是：在人失血时，应该先输血、打激素抢救，然后再治疗内脏里的癌细胞。所以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不要出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先用刺激措施重新炒热经济，在上行周期解决结构性问题。但经济活动没有外生变量，下行周期不能类比为被风吹感冒或者被刀刺伤，反而都来是体内细小病变不断积累的结果。
以去年舆论场上沸反盈天的税收倒查三十年事件为例。经济不景气，企业现金流很紧张，在这时追缴税款无疑等同于要很多企业的命。不出意外地，当时的财经舆论场充斥着法治、民营企业信心甚至保护私权的论调（btw你怎么不和IRS讲保护私权呢？）。
你不能只讲法治但不讲法。对于故意偷漏税行为，税法白纸黑字写明追诉期无限，援引刑法追诉期的专家大概是只看过罗圣却不愿意真去翻翻税法。查税核心问题是，企业被追征的税款该不该交？舆情的缘起来自税务部门对某些化工产品按成品油征消费税，这一部分的法律适用确有争议；但后续发酵牵扯出来的追征所得税等案例，笔者敢下暴论，处罚畸重可能有，无过而罚却几乎不可能有。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舆论场上没有大咖愿意真正用税法的准绳讨论“税该不该交”的事实。
国内税收征管长期随意且松懈，随意的部分应当狠狠批判政府乱作为，但松懈的部分亦让民营企业避税、偷漏税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是典型的逆向筛选，企业竞争胜出不是在平等的守法水位线上，比拼技术、质量和服务，很大程度上是比谁更能在水位线下少交税（以及工资福利等其他法定成本），这种企业仿佛脚镣上的大铁球，产业升级的力气很多都浪费在了克服它们的地心引力上。
再多说开去，税收征管松懈导致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仅有1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很多不发达地区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但中国政府在治安、医疗、教育、公共交通、公用事业等低回报甚至无回报支出责任丝毫不低于，且具有很强的刚性（就是说不能为了削减支出裁撤公共服务甚至治安力量）。所以从94年开始，地方政府始终四处找米下锅，土地出让和与土地绑定的举债当了近40年“米源”，到了无米下锅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了继续开灶大量使用查税、罚款等手段，也是税收权和支出责任不匹配长期得不到矫正，最后导致的互相伤害罢了。
如果国内税收征管的严格程度达到欧美水平，拿逃税当竞争优势的企业就会被持续不断地出清掉，不仅塑造了正向的竞争导向，保证政府有稳定的无偿收入，还把企业出清时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平摊到了较长的周期，降低了对经济整体的冲击。然而长期积累的未出清问题在短期内集中出清，宏观经济要付出的代价就绝不是小问题的简单相加，而是相乘甚至指数级别的麻烦。
也正是因为危机期间出清的短期代价太大，继续不出清、用大放水掩盖过去是大多数国家的选择，这时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声音会偃旗息鼓，凯恩斯的大手会被重新请上神坛。这5年我们在国内刚刚见证一波反转：20年财政部所属研究机构负责人说要赤字货币化，遭到经济学界一致口诛笔伐（当然其中有部门不对付的原因）；然而23年形势趋冷之后，财经界口径一转变为，这要借国债兜底，那要借国债发钱，主张财政纪律约束政府、发挥市场自我调节力量的声音神奇的消失了。
非要用治病类比经济，让竞争力低、不合规的企业持续出清，解决扎根不深的结构性问题，刺破还不算大的泡沫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或“治未病”“治小病”。药当然不好吃，出清也绝不可能只让人上人受损，相关的所谓中产和普通人必然连带受到影响。理想的情况是“出清企业/问题、兜住弱者”，为普通员工提供生活保障、再就业培训和短期债务减免等安置，因为普通人既不是出清局面的责任者，也不具备足够的资源抵抗出清风险。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掌握更多资源的群体需要兜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他们对政策模式的影响力远在普通人之上。于是不及格线总是向挂科考生妥协，比如压低工资社保、压低贷款利率或延长偿还期限、压制对产品质量或商业模式的质疑等等。直到小病被拖成肿瘤，在体内造成大出血，切除肿瘤还要继续失血——然而这时要求切除肿瘤的“医生”仍然不多。
中国的历史纵深比西方强上许多，即使经济社会体制的组织模式大不相同，兴衰周期的基本规律未有变迁。问题不出清不意味着解决，只是积弊到未来爆发。现代工业社会加快了经济周期的节奏，士大夫们过完自己享受的一辈子、把问题的出清交给下辈子，相信后代的倒霉。遗憾的是，客观现实还不足以打破眼下安逸对某些肉食者的蒙蔽。
横向来讲，大洋彼岸正在给我们表演一出集中出清、结果八个锅盖捂不住十口沸锅的滑稽戏。如果要讲世纪博弈的胜负手在哪里，也许就在能否克制兜底的冲动，真正解决结构性问题，重新开启新一轮的发展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