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凡是中国想要的，我们都不给”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策层认为，这场战争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向“自由世界”发起的挑战，而作为苏联盟友与朝鲜关系密切的中国自然脱不了干系。当日，美国便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次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火速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同时，美国开始对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对中国，展开经济上的封锁打击。

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8月中旬，美国颁布《1950年特种货物禁止输出令》，禁止出口十大类中国急需的物资。随后，棉花、铜及铜制品、铅以及锌制品等也被列入管制清单。

与此同时，美国对朝鲜的军事打击也在步步紧逼。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威胁中国边境。眼见战火烧到自家门口，在权衡利害之后，毛泽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中国的参战迅速扭转战局，一举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

为配合军事行动，11月29日，美国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强烈提议，封锁中国所有海岸线。12月初，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12月6日，美国通知其管制之下的日本一致行动， 加入对华禁运。

不过，并非所有物品的主动权都控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如重要军需物资猪鬃和桐油便是例外。作为回击，12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禁止猪鬃和桐油运销美国与日本。不久，美国被迫开放猪鬃进口限制。中国政府借机委托“猪鬃大王”古耕虞，在中国香港和美国注册公司，秘密同美国做生意，利用猪鬃换回了大批国内紧缺的货物。当时，全球90%左右的桐油都来自中国，其垄断地位也成为中国从他国换取短缺物资的重要筹码。

为加大打击力度，美国还霸道地禁止外国船只运货去中国，要求在经过或进入美国港口时均需接受检查，如无“特种许可证”，则将物资“就地截留”。

除了禁运。美国政府还在1950年12月16日，下令冻结中国所有在美资产，并严禁华侨汇款回国。对此，周恩来立即代表中国政府针锋相对地起草和发布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

02

“大棒”加“金元”，美国让盟友叫苦不迭

为了在国际范围对中国进行最大限度的遏制，从1951年起，美国便极力鼓动其盟国及其他中小国家加入针对中国的经济战。

杜鲁门先是通过驻英大使秘密传信给英国工党政府，威胁若不配合美国在联合国的行动，美国将减少对英国的援助。随后，美国又威胁法国政府，若不服从其决议，便不再支持法国对越南侵略战争的军事援助，等等。如此这般的幕后伎俩让其盟国叫苦不迭。

在美国的背后操纵下，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提案。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先后实行了对中国的禁运。

英国有心挽回损失，因此在1952年夏天的“巴统”(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会议上，英国政府努力争取对中国执行相对宽松的禁运方案。然而，在美国强势威逼之下，封锁反而变本加厉，该次会议甚至成立了专门针对中国和朝鲜实施禁运的“中国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列出的禁运商品中，针对中国的多达450种，针对苏联的则有170种，两者之间的差别被称为“中国差别”。

为了彻底堵死苏联、中国的重要战略物资输入渠道，1952年 10月26日，杜鲁门又签署了《巴特尔法》，强制要求接受美国军事、经济援助的国家，也要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该法案贸易管制清单上的禁运物资，否则，美国将停止对该国提供援助。截至1952年末，除了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殖民地以外，至少有53个国家(地区)同意按照《巴特尔法》行事。

03

突围组合拳:办法总比困难多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机智、灵活的反禁运措施。

就在美国宣布对华石油禁运当日，中财委便预料到即将到来的全面封锁升级，指出要迅速而有步骤地购买国内市场上缺乏的各种进口品。在各方通力协作抢运下，到1951年3月，有被冻结、被扣压风险的0.8亿美元资金和价值16亿美元的物资大部分运抵国内。

考虑到 “出口易、进口难”，结存外汇具有贬值甚至被冻结的风险，中财委确定了“以货易货”的交易力式，将出口货分成甲、乙、丙三类：甲类出口的与重要的进口货交换，乙类出口货与次要的进口货交换；丙类出口货则或换货或卖瑞士法郎。

但随着封锁加剧，常规贸易渠道被渐次切断。进口方式不得不改传统集中运输为分散“走私”。于是，一条条地下“走私”线路被秘密搭建起来。

早期的“红色买手”华润公司此时堪称内地在香港的“走私枢纽”。华润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港商和侨商，活跃在不同的贸易线上，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输送钢板、药物，甚至武器等各类战略物资。

与华润公司相呼应，1951年2月，华南分局统战部和广东省商业厅决定下属8大专业公司以出资入股方式作为公方，由港商邓文钊(后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动员何贤、马万棋等港澳爱国人士及爱国侨领司徒美堂等，以外汇入股作为私方，成立公私合营的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20天，就顺利地做了批30多亿元的进出口生意，用大批桐油换回了大量工业原料、五金及交通器材等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费。随后进口的30万支油剂盘尼西林(青霉素)和60万支肺类针剂，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还帮政府打击趁药物短缺囤积居奇的国内奸商。

04

你四面埋伏，我八方出击

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争取贸易往来，但全面封锁还是让中国处境艰难。工业原料及设备器材的进口受限，让许多行业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更使得抗美援朝前线物资供应严重吃紧，沉重打击了志愿军战斗力。

在这紧急关头，新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制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全国人民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感召下，一面踊跃交售“爱国粮”、捐献飞机大炮，一面豪情万丈地投入到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

为彻底突破美国的禁运“围剿”，中国对内强调自力更生，对外则主动出击。首先是加大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互通。中国一面有步骤地扩大出口，一面向这些国家告知今后数年内工业器材相关工业原料方面的需求，以便让他们扩大生产。

绝大多数被迫参与对华封锁的国家都是有苦难言。封锁禁运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使其对美国禁运政策的不满日益增加，这就为中国提供了突破口。

锡兰 (今斯里兰卡)便是打破对中国禁运的典型。锡兰是橡胶大国，但粮食产量低，主要依靠输出橡胶等产品来换回大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逼迫其对中国实行禁运后，导致锡兰粮荒严重。锡兰政府为了摆脱困境，在未建交的情况下，毅然与中国以优惠价格签订了橡胶换大米的5年合同。

“禁运”也给日本造成了严重困难。了解到日本与美国禁运政策的矛盾，中国积极寻求与日本资本家通过香港开展转口贸易。1952年4月，一个盛大的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经过多方努力，先后与印尼、巴基斯坦、芬兰、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经济界代表签订了贸易协议。会后，日本参议员高良富(女)、众议员帆足计、宫腰喜助应邀绕道欧洲来到中国。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谈判，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

英国基于国内严峻的贸易需求，对中国的态度也渐渐软化。1953 年6月，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罗宾逊率领英国工商界代表团应邀访华，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总额300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在此基础上，英国方面的厂商又组成“四十八家集团”，积极开展英中贸易往来，并由此影响和带动了西欧各国同中国的贸易和交往。1954年10月，中国驻英代办处正式成立。

在英国影响下，西欧各国逐渐无视禁运，向中国输出物资，美国反对封锁禁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58 年9月，美国务卿杜勒斯宣布，在战略物资的国际货单方面再做一些放宽。事实上，对中国的所谓“全面禁运”至此已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