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读《战争论》，读恩格斯的军事着作，请“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何思敬从德文翻译，边译边讲。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他就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于1832年。1911年从日文版节译的《大战学理》是它最早的中译本。此书是欧洲（中欧普鲁士）的《孙子兵法》，很有哲学味道，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由于列宁和前苏联军事界的重视，由于毛泽东和延安军事界的重视，在我国影响很大。
旧照片：延安岁月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人（主要是欧洲）不仅船坚炮利，而战略思想也远占优势。相反的，东方人不仅物器上居于劣势，而且思想上也停滞落后，今不如古。延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的成立表明了代表先进文化的党人放眼世界，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积极姿态。
经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从16世纪开始，西方战略思想出现复兴的转机，此后发展日益迅速，迎来了黄金时代，正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克劳塞维茨以外，组成“西方的孙子”的队伍日益壮大，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还有拿破仑、李德·哈特等人。
（一）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地主家庭，作为家中幼子，内向孤僻，好学不倦。12岁进入陆军成为步兵士官，参加了对抗法国革命的第一次联盟战争。21岁，被获准进入柏林“战争学院”进修，三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开始踏上走向军事和政治核心的旅途。他深受康德思想与军事学家沙恩霍斯特丹的影响，1819年官至少将并兼任陆军大学院长，开始写作《战争论》，直到1831年底因东欧霍乱大流行而致伤口二次感染不幸英年早逝。
这部冗长的巨作是在克劳塞维茨离世后一年由其夫人——布流尔伯爵的女公子玛丽代为出版，全书共八篇，后两篇只为初稿。从全书架构上来看，《战争论》与《孙子兵法》13篇颇有类似之处，《孙子》以“始计”为起点，以“用间”为终点，《战争论》以“战争性质”开篇，以“战争计划”结尾，都是首尾呼应，使全书在理论体系上形成一个整体。
古今中外的军事学术着作几乎都有一共同目标，即为教人怎样打仗，至于战争的本质为何，则可以说鲜有研究，《战争论》则是个例外。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性质的基本认知就是在《战争论》第一章第一页上所说的：“战争不过是一种较大规模的决斗……一种强迫敌人遵从我方意志的行动。”他指出，无限（绝对）战争只能存在于抽象情况中，真实战争一定会受到环境的限制。因此，提出三点结论：战争从来不是孤立的行动；不仅为单独短促的打击；结果也从来不是最后的。于是，一个被后世经常引述的名言诞生了：“战争是政策（治）用其他手段的延续。”
和《孙子》心有灵犀，克劳塞维茨也认为“战争最像赌博”。中国古人言“卜赌同源”，占卜即迷信。
兵法是科学还是迷信，也许永远没有答案。科学之所以叫科学，是它总结出来的东西，屡试不爽可以重复的东西。《孙子》说，“兵无恒势，水无常形”，怕的就是重复，上一次管用，下一次照搬，是兵家大忌。在战场上，没有什麽是屡试不爽。军队最讲规则，而兵法恰是挑战规则，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兵法是研究测不准的东西，研究测不准的东西，在古代才是最高层次的东西，未来估计还会是这样。兵法，西人叫Art of War，即战争艺术，艺术就是处于最高层次的东西。
《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喜欢用比喻。《孙子》等中国古籍，还有佛教经典，也常用此种方法。一般的理解是，一些哲理很难解释，不如打一比喻让读者自己去领会。
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性质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的。他虽注意到战争中同时有摩擦和机会的存在，但并未明白说明二者在敌我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虽曾提到小因可致大果，但并未此种关系作明确的探讨。
反观《孙子》却明白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谓“先为不可胜”，就是尽量设法减低我方内部的摩擦，不让敌方获致可利用的机会。所谓“待敌之可胜”，就是等待敌方的摩擦对我方呈现可供利用的机会。孙子之语简明扼要，并把摩擦与机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表达无遗。
克劳塞维茨对于军事天才曾作非常详尽的论述，但很可惜，他并未指出天才——孙子所谓“善战者”——的意义就是能够了解并善于利用摩擦与机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孙子》说，“兵家之胜，不可先传”。战场上的事，瞬息万变，一念之差，结果可能完全改变，就像足球赛，很难预测。毛主席也说，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军事，凡是可以传授的东西，都是纸上之谈，真正管用的东西，都没法传授。
（二）
西方世界的巨变有其深刻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因素。始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17世纪的科技革命，到了18世纪最后10年，古老欧洲的基本架构发生了彻底动摇，最直接的便是来自法国革命（1789年）所造成的后果。
法国由古老的旧王朝摇身一变而成为革命的共和国。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认识的，战争并非独立的实体，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当国家的性质改变了，其战争也会随之而改变。拿破仑战争为法国革命的延续和扩大，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不仅接受了革命的遗产，而且也变成革命的人格化代表。
拿破仑的大军团是靠新的“全民皆兵”才能建立起来的，那是罗马兵团之后在欧洲的最大兵力。当其征俄时，兵力总数接近50万人，如此巨大兵力，拿破仑才能纵横欧洲，所向无敌。法国政府建立史无前例的统制经济，人民消费被压低到最小限度，一切工业收归国有，以应战争需要。“全民皆兵”意味着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而不是国王的私人武力。大军团是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不是为某个王朝或某个人打天下。革命之前，只有贵族才能出任高官，革命之后，有才能的人都有出头机会。尤其是拿破仑的大将有很多都是出身微贱，每一名士兵的背包中都藏有一根元帅权杖。
革命产生一种精神威力远较强大的军队，那是旧欧洲所未有的。法军之所以勇敢善战，是以其新的社会结构为精神基础。克劳塞维茨对此评论说：“很明显，法国革命在国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由于新军事方法和观念的程度，远不如由于政策和行政的彻底改变、政府的新性质、法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变等等因素的程度那样巨大。”
尽管如此，但那些“新的军事方法和观念”对于拿破仑的胜利也同样具有重大贡献。它们一部分是革命的产品，还有一部分发源于旧时代，只因革命发生才使其有彻底付诸实践的可能。
由许多个师组成的大军团的实际需要，“以战养战，因粮于敌”的系统构成拿破仑战略的基础。拿破仑曾说：“知道如何从占领地区抽取各种补给，即为战争艺术的精华。”
拿破仑不喜用“战略计划”这个名词，他认为那具有一成不变的涵义，所以宁愿用“战略准备”。在他那个时代，战略要比今天更具有在不确实领域中思考和行动的意义，这有暗示必须考虑各种不同情况，包括最坏的在内。所以，他说：“除非计算，否则在战争中将一无所获。”这也正是孙子所云：“多算胜，少算不胜。”他又说：“我的习惯是采取多种预防措施，而不把任何事物委之于机会。”由此遂导致一项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统一的指挥”。
这一原则在1796年拿破仑上书当时的执政时就曾有充分的表达：“政府必须对其将领有完全信心，容许他有广大的权限，而只需将其所应达到的目的告诉他。”这与孙子所谓“将能而君不御”的观念完全符合。
1806年拿破仑曾写信给他的长兄约瑟夫警告说：“假使你想保护你的王国中所有各点，则动用法国的全部兵力也都还不够。”这又与孙子所云“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警语如出一辙。
拿破仑也和孙子一样深明“兵贵神速”的道理。他说：“在战争艺术中也像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力量与重量之间的决定因素”，“在战争中时间段损失无可补救，任何解释都没有用，因为迟误即为作战失败的主因。”因此，他又说：“最好的并不是会打仗，而是会走路。”
在1805年10月的乌尔门战役中，他的部下说：“（皇帝）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战争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们的双腿而不是刺刀。”这种新的战争方法，就是运动战。
英雄所见略同。《孙子》第八篇《军争》和第九篇《行军》核心讲的都是一个“走”，只是角度不一样。《军争》主要是讲出兵后、开打前，敌我双方，一直在赛跑，你追我赶，争相恐后，拼速度，抢时间，看谁先到达。《行军》讲的是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处军”，所经之处、所停之“地”是什麽样；一个是“相敌”，所经之处、所停之处周围的“敌”是什麽样。
实战不外乎两种活动，一种是“走”，一种是“打”。毛主席曾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是为了“打”，“打”要依靠“走”。“打”是一个点，“走”是一个面。点是受控于面，“走”比“打”更难。
孙子说“穷寇勿迫（追）”。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则不以为然，他们有共识，那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说穷寇绝不能放走，一定要追。
拿破仑最后归于失败，并非他的思想实践失败。拿破仑手下元帅之一，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一语中的，他中肯地说：“拿破仑不是为他人所击败，在我们所有这些人之中他是最伟大的。但因为他只依赖自己的才智，所以上帝才会惩罚他。他把才智用到其最大限度，遂终于难以为继。任何东西最后总还是会破裂。”
归根到底，拿破仑在战争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
（三）
英国着名的文人战略家——李德·哈特出生于1895年，一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还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主修近代史。投笔从戎之后，在1916年索姆河会战中受重伤，小命差点不保。战争结束时升到上尉军衔。1924年退役，此后即以写作为生，成为世界闻名的军事评论家。
李德·哈特可算是欧洲的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家”，但他还是核子时代的少数战略先知之一。早在1946年，他在其着作《战争革命》中指出，核子武器的出现已使全面战争变成荒谬的自杀行为，这也意味着核子国家之间若发生战争，则只能采取有限形式。
真正让李德·哈特的战略思想名垂青史的还是他的“间接路线”。这一观念1929年在他出版的一本名为《历史中的决定性战争》书中首次提出。他自称曾研究30个战争，包括280多个战役在内，发现其中只有6次是用直接路线而能获致决定性的战果。直接路线即斗力，间接路线即斗智，他遂敢于断言：间接路线是最有希望和最经济的战略形式。
在1927年以前李德·哈特与大多数西方战略思想家们一样还不曾读过《孙子》，但其思想仍有许多点已与孙子不谋而合。到1929年首创“间接路线”时，李德·哈特指出《孙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李德·哈特认为，在过去所有一切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其比较，但他还是比孙子“陈旧”（dated），尽管他的着作晚了二千余年。
李德·哈特认为：“孙子眼光清晰，见识较深远，而更有永恒的新意。”他还说：“《孙子》这一本短书所包括对战略和战术基本知识，几乎像我所着的二十多本书中所包容的分量一样多。”
尽管李德·哈特说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孙子一比高下，但他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不仅不重视，且多有批评。在1932年的一次演讲中，李德·哈特直呼克劳塞维茨为“数量教主”，并指责其已使政策变成战略的奴隶。一位举世闻名的学者为何会如此不顾风度地批评前贤呢？
其实不难理解。孙子论将把“智”列为第一，而克劳塞维茨论军事天才则把“勇”视为第一。这足以表示二者在思想上的基本差异。尤其克劳塞维茨的言论，有些部分若从表面上看来，实不无崇尚暴力的趋势，而那也正是为李德·哈特所深恶痛绝的。
李德·哈特深得孙子兵法之真谛。他说：“战略目的为获得较好的和平”，由此向现代世界发出警告，“工业化已经使所有的国家在命运上变得不可分。政治家的责任为永远不应忽视现实，而追求胜利的幻想。”60年前，他就以超前眼光提出了近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晚年的李德·哈特进而又提出了和平的八项基本原则，其中最后三点分别指出“绝对不要迫使对方作负隅之斗，并应经常帮助他顾全面子”；“应绝对避免自以为是的态度，再没有比这种态度更能使人变得如此盲目”；“必须力戒两种最普通的妄想：一心追求胜利和认为战争不能限制”。
他仍念念不忘地说：“《孙子》要算是最早研究战争与和平的一本书。我的（对于和平）八点都曾经明白或暗示地包括在该书之内。自从那个时代起，人类持续不断经历了许多次战争，大体都是劳而无功，足以证明人类并不热衷于向历史学习，人类中的‘伟人’更是如此。但历史的教训却是永远在那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