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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个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且老牌的资本主义社会——说这句话不是为了夸它,反而是想说香港存在的很多问题——不管是表现为政治活动还是社会暴乱等等,说到底都是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注定要发生的,也是注定要周期性发生的。根本避免不了。

私有制注定了分配不均——少数的那些人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绝大多数的人反而只能去争夺那些极其有限的社会资源。而且,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危机也不能指望“往后看”——比如,回到封建社会,说到底,封建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古老版本”,“腐朽版本”。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主义,也注定要优于封建主义。

尽管看起来,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社会还是施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很显然,周期性的危机在其内部还是不断地发生,而且根本无法避免。说到底,全世界都需要进行一场“革命”。

当然,目前世界上的资本主义还是存在版本差别的——比如大多数国家只能看到周期性危机的表面,一旦发生问题,就只知道煽动群众,发动权利的表面洗牌。政党轮替,社会资源和情绪在内耗的选举活动中,政客的表演和群众的无脑观演中被消耗——但是群众相信或者说只能习惯“换了政府”“换了舞台上的那些人”,然后自欺欺人式地认为自己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罗斯福进行过“升级”——在资本主义的旧版本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形成了新版本的资本主义——比如政府要干预。要部分解决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美国确实在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了,巩固了自己的“老大”地位。当然,美国现在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只是得益于自己的强大武力以及对内的强势镇压和洗脑——美国当局洗脑老百姓的可不仅仅是所谓的信息来源,新闻等等,从教育到医疗,到文化再到整个社会的分级,早就形成了美国老百姓生来就逃脱不了的制度(不管是负债制度还是消费习惯等等,药品依赖习惯等等)。

香港,也是如此。

香港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分配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非香港人的角度来看,香港人均收入很高,尤其是哪怕最底层的工作也远比其他社会的收入高很多,哪怕对方也是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问题是,香港的生活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看似动辄一万多,甚至是几万的薪资,普通人很多也需要做几份工。不管是支付自己的生活成本还是哪怕只是为了“买楼”——且不说香港的房子单位小的够呛,单单是单价动辄几万港币的房价就足以迫使很多人必须要足够努力才能够“买个自己的小窝”。不少香港的老年人六七十,七八十也必须要深入社会做工,才能应付自己的生活——也不是说香港社会没什么福利制度,但是香港社会形成的那种“鄙视拿综援”或者“普遍鼓励靠自己做工”的文化——这个和香港的社会治理以及福利的设计有关,很多所谓的福利门槛是很高的——实际上也就注定有不少保障最底层的那些福利“不少人不好意思去拿”——捡垃圾也不去拿。当然,更不用说,很多拿了也得去捡垃圾——香港太贵了。

可是,住在半山的那些人,在金融区上班的那些人——轻轻松松指挥别人就可以为自己创造无尽的财富,身边有成团队的投资专家帮助自己理财——钱生钱,“富过几代”。什么私家车?私家别墅,私家俱乐部等等。超大的办公室,高空出行,游艇出行的自由等等。有钱人享受着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最自由的社会——还不是美西方那种混乱的,不安全的自由。普通人当然也可以享受社会的公共服务,但是相比较自己居住在狭窄的房子里,出行靠巴士,地铁,小巴等等,徒步背包不断转车,以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兼职几份工,天上地下的区别在香港显得“合理自然”。

那,香港的有钱人,所谓的几大家族到底又是如何“富起来”甚至是几乎垄断了香港的社会财富和资源的?

很简单,早些年被英国殖民时期,当地的华人没有社会福利,没有人身权利,当然——吃住行条件只会比回归后更差劲。那些年,英国人或者鬼佬的福利完全占据整个社会的制度设计,华人不仅是二等公民(在自己土地上竟然还是二等公民),好东西几乎都分不到华人头上。

但是,英殖香港也发生了一些进步。比如麦理浩勋爵(Sir Murray MacLehose)在1971年至1982年担任英殖香港总督期间,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福利政策,显着改善了香港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为现代香港社会福利体系奠定了基础。

1. 公共房屋计划

- 十年建屋计划(1972年) 

目标是在10年内为180万居民提供公共住房,改善寮屋区和挤迫的居住环境。  

- 兴建大量廉租屋邨(如彩虹邨、华富邨等)。  

- 成立 房屋委员会(1973年),统筹公屋建设与管理。  

- 居者有其屋计划(1976年) 

以优惠价格出售公屋给中低收入家庭,帮助市民置业。

2. 医疗保障

- 基层医疗扩展 

- 新建公立医院和诊所(如屯门医院规划)。  

- 推行 “人人健康” 计划,加强基层医疗服务。  

- 低廉医疗收费 

公立医院提供高补贴医疗服务,确保低收入者能获得治疗。

3. 教育普及

-九年免费教育(1978年) 

将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涵盖小学和初中阶段。  

- 增加中小学学位 

大规模建设新学校,解决学额不足问题。

4. 社会保障与援助

- 公共援助计划(1971年) 

为贫困家庭、老人及残疾人提供现金援助(后发展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  

- 伤残津贴与高龄津贴(1973年) 

向残疾人和65岁以上老人发放定期津贴。

5. 劳工权益

- 《雇佣条例》修订 

引入法定假期、病假工资和遣散费等保障。  

- 成立劳工处(1974年) 

加强劳工权益保护与就业服务。

6. 社会福利服务

- 社区建设 

推动社区中心、青少年服务和家庭福利署的工作。  

- 老人服务 

增设安老院舍和日间护理中心。

7. 其他民生措施

- 交通补贴 

通过兴建地铁(1979年首段通车)和巴士网络改善出行。  

- 环境保护 

制定早期环保法规,如限制工业污染。

麦理浩的政策标志着香港从“自由放任”转向 积极福利干预,也确实是为了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如1967年暴动后的民生问题),为香港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这些措施至今仍是香港社会福利体系的核心框架。

经过麦理浩时期的新政,香港确实在福利制度提升了很多。但是在保证低税收,低干预的前提下,香港政府的钱又该从哪里来?

答案就是“卖地”。

卖地这一块,香港的所谓“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制度——出现的问题比内地要早,也更严重——只是,香港实在是太小,土地资源又被各种所谓的“几大家族控制”,这也就解释为什么香港明明还有那么多土地,为什么房价还是那么高?

香港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即政府通过拍卖或协议方式出售土地使用权)在战后经济腾飞时期,深刻塑造了香港的财富分配格局,并直接助推了以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郭氏家族等为代表的几大地产家族的崛起。这一过程的核心逻辑是“土地财政”与垄断性土地资源的结合。

说人话就是土地被政府“出租”给私人,开发商拿到地去盖房子,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人口激增以及政府“控制土地出让规模”等等造就的稀缺性以及开放商拿到土地也是“按住不开发”从而加剧供应的稀缺性等等,造成了香港房价飞升。

1. 土地制度的特殊性:政府垄断供应

- 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香港土地归政府所有(源自英国殖民时期的“官地”制度),政府通过批租(Leasehold)出售土地使用权(通常50-75年),开发商需支付巨额土地出让金(俗称“补地价”)。  

- 限量供应: 

政府严格控制土地出让规模(尤其是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后限制每年50公顷),人为制造稀缺性,推高地价。

2. 土地出让金如何成为财富杠杆

- 低价拿地,高价开发: 

- 1970-1990年代,香港经济高速增长,人口激增,住房需求爆发。几大家族通过竞拍土地或收购旧楼(如李嘉诚的“黄埔船坞”改建为黄埔花园)获得低成本土地。 李嘉诚在内地也利用改革开放为自己疯狂牟利——也把香港的模式带到了内地,如今后患无穷。

- 协议出让的灰色空间:  

部分土地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出让(如新界换地权益书),大家族凭借政商关系以优惠条件获取土地。  (暗箱操作)

- 地产与金融的闭环: 

开发商用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利用高杠杆滚动开发(“预售楼花”制度进一步加速回款),土地增值收益远超实业。

3. 几大家族的垄断策略

- 垂直整合: 

从拿地、开发到物业销售、管理全链条控制(如新鸿基的“全产业链模式”)。  

- 囤地惜售: 

通过延迟开发或分期销售(如长江实业的“货如轮转”策略)最大化土地溢价。  

- 政商联盟: 

大家族通过参与政府咨询机构(如土地及建设咨询委员会)影响土地政策。

4. 数据印证:土地财政的财富效应

- 地价占比畸高:  

香港开发商的项目中,地价成本常占房价60%以上(对比内地约30-50%),而几大家族的土地储备长期占全港可开发土地的30%-40%。  

- 家族财富来源:  

李嘉诚的长实集团、李兆基的恒基兆业、郑裕彤的新世界等,地产收益占总利润70%以上,2020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榜前十名中7家以地产为主业。

5. 社会影响与争议

- 贫富分化加剧: 

土地垄断推高房价,形成“地产霸权”,普通市民购房负担比(房价/收入)长期全球最高。  

- 经济结构畸形: 

地产金融化挤压实体经济,香港GDP中地产相关行业占比超20%。  

- 制度依赖: 

政府财政约30%依赖土地出让和房产税,形成“高地价—高房价—高财政依赖”的死循环。

这一模式虽推动香港短期经济繁荣,但也埋下深层次社会矛盾(如住房危机),成为近年社会运动的诱因之一。实际上,不管是所谓的政治运动也好,还是对内地的所谓“仇视”也罢,不过是香港绝大多数基层老百姓被四大家族的财富垄断造成“社会资源被极限压缩”,“私人上升空间收缩”的情绪释放——当然,香港的产业结构里的“土地房地产金融化”更加压缩了制造业的生存空间,而后者很显然更能制造社会财富以及缓解财富分配不均。

香港这些年或者说回归之后,尤其是进入新千禧年之后为什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的放大,继而转变为社会运动,甚至是能被美西方反华势力策动为“颜色革命”等等没说到底除了上面的社会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另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也在于“家族二代当权后对基层的严重脱节”导致香港的上层对基层根本不了解——哪怕,香港现在在很多方面被内地越甩越远。另一个就是“从未接触过政治的技术官僚也好,家族后代也罢”进入政府高层——但是这些人的脑子里不是对基层缺乏真正的了解,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和内地的大环境,甚至是真正的世界大环境严重脱节,导致这些人不仅不会治理,不会与时俱进,也不懂得反思自己的施政方针等。这就是大家族和大财团对香港政治的垄断的致命之处——衣着光鲜,出席各种高档宴会,却从不知道正的基层和社会民情,世界发展的潮流等等,注定了香港社会的问题一定是要不断爆发。

一个高度阶层化,高度固化的香港社会,说到底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群根本不懂政治和社会治理的人,哪怕登堂入室,靠着不法手段或者见不得人的交易后进入管理层,注定是要和社会严重脱节的。普普通老百姓生活在一个“号称民主自由”的社会,实际感受到的确实“越来越被忽略和边缘化”,年轻人本身生活在一个狭隘的社会里,上升通道被收缩的社会里,以及和过去不断拉大落差的氛围里——香港不少年轻人活在“自以为是”——不管是媒体还是美西方的文化入侵等等——有傲气的意愿,但是却没有内地的出路和希望。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内地人在香港大手笔买买买,哪怕是香港人一辈子都很难买起的房子,所以,香港不出问题都不可能。

大湾区发展的越来越好,香港越来越没希望,年轻人却活在政客也好,西方人编制的“谎言世界里”,说到底,香港人自己坑香港人,但是祖国大陆却从未放弃过香港,得到的结果确是“香港人自己的内部情绪被自己人(财团,家族,甚至是当局)操控,但是到头来却被香港人的病态社会文化和基因转移到对大陆的仇恨上”——香港人的真正悲剧说到底,是香港普通人跪舔的“香港上层人”最懂得如何去剥削和长期挤压香港人的生存空间和社会资源。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这就是香港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