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索史事与文献可以发现，“突厥”在汉文正史、突厥碑铭、拜占庭编年史、穆斯林史志和近代西欧文献中的指代对象具有歧义和异质性，历史上并不存在连续的、统一的所谓“突厥认同”。
汉文史料中的“突厥”主要指公元6—8世纪中国北方的边疆政权。突厥汗国灭亡之后，“突厥”一词在希腊语、波斯语、拉丁语等不同语言的史料中被继续使用，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语境中，该词的指涉对象不尽相同，不存在一种连续的、线性的“突厥认同”。近代欧洲东方学家利用比较语言学方法，把不同时代和不同空间内的突厥语人群，都归类于“突厥语族”范畴。在19世纪西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突厥语族”从纯粹的语言学概念，逐渐发展为“突厥民族”概念，成为“泛突厥主义”的核心内容。
不存在连续、统一的“突厥认同”
突厥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的边疆政权。在进入中原史家视野之初，“突厥”一词是指以阿史那氏家族为核心的带有一定血缘色彩的政治共同体。突厥汗国建立以后，将散落于漠北高原上的其他部落吸收进来，“突厥”一词所具有的政治意味逐渐增强，甚至稀释了原先的家族、部落含义，“突厥”从最初的部落名称，跃升为草原政权的名号。由于突厥汗国经历了降唐和重建的过程，第二突厥汗国与早期政权在可汗世系和官方书写系统等方面都存在断裂。据《旧唐书》记载，第二突厥汗国的开国君主骨咄禄虽是阿史那氏，但只是第一汗国末代可汗颉利之疏属。目前所见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都以粟特文刻成，而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则是突厥文。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漠北草原的政治体名号由“突厥”变为“回鹘”，中原王朝亦同步更新了对西域和漠北人群的称谓。
贞观初年，唐太宗击败东突厥颉利可汗，不少突厥首领归降唐朝成为朝廷命官。例如，陪葬唐太宗于昭陵的阿史那忠，上赐名忠，曾任左屯卫将军、右骁卫大将军等职。图为阿史那忠墓志盖拓片，书“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赠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薛国公阿史那贞公墓志之铭”，引自张沛编着：《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突厥是目前已知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自己文字书写历史的北方边疆政权，他们利用为统治家族立纪念碑的机会，向时人和后人叙述突厥的国史。研究表明，现存突厥碑铭中的Türk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是家族、部族范畴，后者则是政治范畴。具体来说，Türk从最初的部族名称，发展为游牧政治体的代称，但二者是共存关系。狭义上的“突厥”（Türk），是指以阿史那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广义上的“突厥”则指突厥汗国（türk el）的全体子民（türk bodun），不仅包括漠北的九姓乌古斯和西突厥的十姓等重要的突厥语人群，还包括其他操突厥语的人群如葛逻禄、黠戛斯等，以及进入突厥政权的非突厥语人群如汉、契丹、奚、三十姓鞑靼等。第二突厥汗国瓦解后，曾经隶属的次级共同体，例如九姓乌古斯中的若干部族，便顶着“突厥”的名号继续向西寻找新的栖居地。这些群体与该名号的关系，可以说完全是政治性的。时过境迁，“突厥”一词的外延变得愈加宽泛，也愈加偏离原义。
与突厥汗国发生联系的同时代欧亚政治体，还有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也拥有修史的传统。“突厥”在拜占庭史料中被写作Tούρκοι（希腊语），隶定成拉丁语则是Turkoi，词源显然是突厥语的Türk一词。希罗多德奠定的“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被拜占庭帝国的希腊史家延续下来，Tούρκοι甚至一度取代“斯基泰”（对中亚绿洲以外游牧人群、部族的泛称），成为“野蛮人”的代名词。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拜占庭史家一方面继续使用“突厥”作为“蛮族”的统称，另一方面也用来指称当时的所谓“新蛮族”，如马札尔人（匈牙利人的祖先）。
拜占庭史家用Tούρκοι指代马札尔人的做法，影响到周边穆斯林人群对“突厥”概念的认知。穆斯林文献中的“突厥”写作
，根据阿拉伯语的拼读规则，加上定冠词al-后转写成拉丁字母为al-Turk或at-Turk。穆斯林文献中的
并非特指马札尔人，更多情况下是对欧亚草原非穆斯林游牧人群的泛称。在喀喇汗王朝史家喀什噶里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导论”列举的“突厥人和突厥诸部落”中，许多都不是突厥语人群。这说明该书作者观念中的“突厥”（
），不只是一个语言概念，更多的是政治、文化概念。13世纪，蒙古兴起后，穆斯林文献中的
演变为一个泛指北亚草原游牧人群的称谓。例如，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在其主持编纂的通史《史集》中使用的
概念，就包括蒙古诸部。
早在与突厥汗国相同的时期，拉丁语世界就已经有关于“突厥”的记载。编纂于公元7世纪的法兰克人史——《弗莱德加编年史》提到，马其顿人、罗马人、法兰克人与突厥人具有共同的祖先，他们是特洛伊城陷落之后逃出的4支遗民。西欧与突厥汗国的联系是通过拜占庭帝国间接实现的，在突厥汗国灭亡后，拉丁语史料中就看不到突厥的记载了。近代拉丁语中的Turchia（突厥语人群）或Turcia（突厥语人群生活的地方），主要是指小亚细亚的突厥语人群；至于北亚草原的游牧人群，则被统称为“鞑靼”，而非穆斯林史料那样统称为“突厥”。
综上，通过考索史事与文献可以发现，“突厥”在汉文正史、突厥碑铭、拜占庭编年史、穆斯林史志和近代西欧文献中的指代对象具有歧义和异质性，历史上并不存在连续的、统一的所谓“突厥认同”。
“突厥民族”概念来自近代理论建构
“突厥民族”概念的生成，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东方学家在“普遍史观”指导下的线性历史书写实践，以及对北亚及中亚人群语言的类型学研究共同影响的结果。
例如，东方学家德金在1756—1758年出版的《匈奴、突厥、蒙古以及其他西部鞑靼通史》一书中，将汉文史料中的“突厥”与西欧文献中的Turk勘同，成为对近代西方Turk历史语义学的一次纵向延伸。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提出的观点只是一种假设。在伴随着法国大革命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种族观念影响下，德金的假设才逐渐被一些西方学者所接受。
又如，瑞典人菲利普·约翰·冯·史托兰伯在《欧洲和亚洲的东部与北部》（1730年）一书中，认为西伯利亚的雅库特等民族的“鞑靼语”与奥斯曼语具有相似性，提出“突厥—鞑靼语族”概念。普鲁士东方学家柯恒儒在西伯利亚旅行期间，遇到一位来自吐鲁番的回人，从此人口中获得了若干语料。在此基础上，他参考早期文献的记载以及法国巴黎藏明朝的《高昌馆译语》等书籍，认为畏吾儿语是突厥语的一种。此后，欧洲东方学家借用比较语言学方法，逐渐将安纳托利亚、东欧鞑靼、中亚、中国新疆、西伯利亚等地的突厥语人群，归于“突厥语族”的语言学范畴之下。这是近代西欧Turk概念的内涵在横向上的延展。
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突厥民族”（Türkenvolk）概念的是匈牙利东方学家万伯里。他在《中亚旅行》（1864年）和《中亚概述》（1868年）中，就已提及奥斯曼与中亚等地区突厥语人群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万伯里首次从民族学和人种学角度对“突厥民族”进行理论建构，体现在《突厥民族》（1885年）一书中。该书所谓“突厥民族”（Türkenvolk）是一个德语合成词，由Türk（突厥）和单数的Volk（民族）两个名词构成，意思是由不同突厥语人群构成的一个“突厥民族”。该书还把“突厥民族”分成西伯利亚突厥语人群、中亚突厥语人群、伏尔加河突厥语人群、黑海突厥语人群和西部突厥语人群。
1889年，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今蒙古国境内）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的突厥文汉文双语石碑。在突厥文碑铭中，“突厥”一词有两种写法，分别是
和
，根据突厥文的拼写规则，它可以转写成türk、türük和türkü三种形式，其中第一种形式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碑铭中的“突厥”与当时西方知识界建构中的Turk，从字形上看是一致的。这使得西方的“突厥语族”概念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的建构得以“合拢”，从古代突厥到现代土耳其以及中亚各突厥语民族的一部线性历史亦被建构出来。必须指出，这套学说纯粹建立在文字相似性基础上，所谓“突厥民族”根本没有连续发展的主体族群和相对稳定的地理疆域，更遑论连续、统一的文化与历史认同。
被“泛突厥主义”利用
“泛突厥主义”兴起于19世纪，由俄国的鞑靼人伽普林斯基提出。这一思潮原本是克里米亚半岛上操突厥语的人群为抵抗沙俄压迫，而提出的与“泛斯拉夫主义”针锋相对的一种理论。伽普林斯基“号召”全世界操突厥语的人群，“在语言、思想和行动上联合起来”。“泛突厥主义”传入奥斯曼帝国后，在学者格卡尔普等人修正下，逐渐发展为一种意识形态，并成为奥斯曼帝国行将崩溃之际，与“泛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并行的“救国路线”。显然，无论在克里米亚，还是在土耳其，“泛突厥主义”都是缺乏历史事实依据和文化传统的政治思潮。
“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内核是将突厥语人群想象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并建构一套连续的历史叙事，将亚洲内陆出现过的草原政权，例如蒙古、突厥，甚至更早的匈奴，都纳入其中。这套说辞全部仰赖欧洲东方学家围绕“突厥语族”的知识建构。例如，土耳其人内吉布·阿西姆在1899年将法国学者莱昂·卡翁的《亚洲历史导论：从起源到1405年的突厥和蒙古人》译成奥斯曼语，并以《突厥史》为名出版，在奥斯曼帝国的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其中，有关突厥与蒙古同源的说法让奥斯曼人为之一振——他们为拥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样的英雄“祖先”而感到荣耀。而卡翁的这部“导论”，杂糅了西欧从近代早期到19世纪末所积累的关于突厥语人群的所有知识。
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宗教人士便将“泛突厥主义”的触角伸向我国新疆地区，与“泛伊斯兰主义”一起，进行“双泛”渗透。受其误导的人自认为“突厥民族”，并要求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妄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新疆解放后，“东突”头目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分裂活动。“东突”或“双泛”的错误思想表面上是从土耳其移植而来，但其思想根源仍是欧洲东方学的知识脉络。例如，“东突”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在《东突厥斯坦史》中，把我国历史上的历代北族政权想象成与中原敌对的统一政治体，并把新疆的突厥语人群统称为“突厥民族”，这都源自近代欧洲东方学。
在穆斯塔法·凯末尔凭据《洛桑条约》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之后，“泛突厥主义”不再符合当时土耳其共和国的利益诉求和边界主张，遂在较长一段时间淡出其官方叙事。苏联解体以后，“泛突厥主义”虽然曾在中亚地区短暂复活，但事实证明，在国家利益面前，中亚各国对“泛突厥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有所保留的。不过，“泛突厥主义”在某些民间话语生态中仍有一定影响力。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意义上讲，我们对此需要保持高度关注。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