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北方朔风
最近全球都被特朗普的关税大战搞得鸡飞狗跳。我们前几篇文章的讨论中有一些基本结论，特朗普发动关税大战想要的结果绝非是“公平贸易”，从不那么草台的角度说，他作为MAGA群体的民意化身，要以自损八百的方式终结MAGA们所痛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从草台的角度说，这次的关税大战实际上就是“恶霸收取保护费”，是“核讹诈”，什么东西能满足美国选民的情绪价值就要什么。
而不管是哪种理由，除中国之外的主要经济体实际上都没办法有效反制美国。即使抛开美国霸权的因素，产业结构的关系也决定了他们也没有能力对特朗普的讹诈进行反制。毕竟，美国的产业衰落只是相对中国而言，而大部分发达国家连信息产业革命的门都没迈进去。像作为中美之外第三大经济体的欧盟，在这次关税大战中甚至很可能最终走向衰亡。
如果我们把特朗普的疯狂行动看成美国深度衰退过程中本土派的民粹式自救，那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整个西方都面临着衰退，而美国远不是最严重的那个。
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原因很复杂，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资本主义的规律等等去给出原因，很多人可能打从心里就不愿接受。我们可以反过来推导，欧美的产业曾经是如何成功的？
一个最主流的神话般的原因是创新。西方鼓吹者们长期以来对私有制，小政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优越性的循环论证，多数时候都是为了说明“这些制度有利于实现创新”。
那么既然创新曾经是西方产业成功的根本原因，那西方现在面临的产业衰退，首先也应该是创新出了问题。既然创新具有如此根本的重要性，那中国今天的产业成功也必然是在创新上实现了突破。
不过这样的结论恐怕很多人又不愿意接受了。毕竟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掌握了创新的定义权，把创新塑造成某种神话，或者是某种与民族性的先进或落后相关的问题。在这种视角中，中国总是缺乏创新的，总是在模仿的，以至于到了今天还有很多人相信中国电动车和AI等的崛起是靠着“抄袭”西方技术。
西方“一直创新”，结果产业陷入衰退；中国“缺乏创新”，结果实现产业升级。这种达利特领班和殖人弄出来的悖论不只揭示出西方把持的创新定义权严重失真，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创新和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最近看到一个榜单让笔者产生不少感想。在产权与科技创新分析机构科睿唯安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中，有六家中国大陆企业上榜，其中有两家中国大陆企业名列前十。腾讯在榜单中排名全球第二，华为排名全球第九，其他公司是京东方、蚂蚁集团、宁德时代和瑞声科技。
笔者首先想到的是前段时间的李嘉诚卖港事件。这个榜单上自然一家香港企业都没有，毕竟如果有的话香港可能就不会让李超人刮地皮到今天了。97回归之后，香港不是没有机会，董特首提出了“数码港”和“硅港”（芯片）战略，计划投资数百亿港元。彼时香港GDP占大陆总量的18%，而口岸对面，当时华为刚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跟外国公司抢市场，QQ初创之时一度陷入困境想出售。
当时看起来，似乎香港比深圳更适合进行创新，李超人的儿子李泽楷甚至在1999年以220万美元的资金持有腾讯20%的股份。结果故事的结局我们也知道了，香港不光数码港和芯片港没建起来，在其他科技领域也乏善可陈，李泽楷那20%的腾讯股份，也早在2001年就卖掉了。
在80年代，香港是世界电子表之都，一年生产了数亿块电子表。虽然这个过程中赚了很多钱，但是当时香港在电子技术上的研发投入比例是很低的，甚至不如山寨厂。越是先进的技术，越是需要大规模投资，回报周期也就越长。比如台积电和三星今日的辉煌，都是从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持续投入积累出来的。
对我国今天成功的科技企业进行考察，也能看到对创新和研发长期投入的决定作用。以榜单上前十的腾讯和华为为例，这两家公司同时也在中国企业研发投入榜单中包揽冠军、亚军宝座。其中，腾讯2024年研发投入707亿元，七年累计近四千亿，全球专利申请公开总数超8.5万件，授权数量超4.5万件；华为2024年研发投入则高达1797亿元。
但这个过程也是反人性的，而赚快钱是人类的本能。像如今香港还有很高的GDP数字，金融业十分发达，但也导致了社会的很多问题。金融或许很重要，但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显然和创新无关了。
然后继续看这个榜单，就能发现一些问题。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竟然只有六家企业上榜？作为对比，台湾地区有13家，韩国8家，日本33家，美国18家。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个榜单标准中的专利情况全球分布因子影响了更多中国企业上榜。但看看榜单中丰田本田这些顽固老朽纷纷上榜，而作为新能源策源地的中国只有宁德时代和瑞声两个相关企业，恐怕这个榜单的标准只能大体反映出东亚和欧美在创新上的升降趋势，还远远反映不了中国的实际发展程度。
就像前面所说，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掌握了创新的定义权。像这个榜单已经算是国际上最权威之一了，也只能大体反映东西方的变化，对中国存在偏见的各种榜单过去我们也已见得太多。
但特朗普的关税战打碎了西方的创新神话。按创新神话的逻辑，如果美国还在领先创新，那根本不用通过高关税去阻止自身的衰退；如果其他西方经济体在蓬勃创新，那么面对关税讹诈也不至于从产业结构上就毫无还手之力。
创新不是神话，而是基于现实中的生产活动。在现实面前，一切对创新的定义垄断和概念玩弄最终都会失效。还是要去理解创新因何成功，又因何衰败。
包括前面提到的长期投资在内，还有产业政策扶持规划，人才培养等，都是谈到今日中国产业成功时最常被总结的要素。但同为东亚国家的日韩似乎也具有这些要素，中国的领先之处在于早在一穷二白时就开始大规模投入教育，但这些通常还是被归结到所谓“东亚模式”中。
然而今天看来，“东亚模式”只能解释欧美和东亚国家在产业发展和创新路径上的大体差异，中国和日韩间的差异远不是同一个模式能容纳。
鉴于不少人不愿接受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笔者引入几个非政经框架概念来试图说明一些更本质的问题。首先是范式转换，这个概念首创于科技哲学代表人物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史上存在“常规科学”时期，当常规科学接近失效，就会发生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过程就是范式转换的过程。“范式”一词包含了一种发展的整体性与规律性，后来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学科中，经济形态和生产形态的变革也可以看作“范式转换”。
创新作为一种技术结合产业的活动，宏观上看，也是经济和生产形态“范式转换”的伴生过程。一个社会在没实现范式转换时，企业也可以有大量微观层面的创新，比如日本任天堂在游戏领域的创新性为全球玩家津津乐道。但宏观上，社会没实现范式转换，“微观创新”容易变成无源之水，最终难以为继，无法实现“涌现”式的质变跃迁。
涌现这个概念用来描述低层次元素自组织演化到高层次时发生的质变。生物大爆发之前，环境的积累已经到了某个临界点，一旦时机成熟突破临界点，物种就会以涌现的形式爆发。涌现概念也被用于描述人工智能，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现象。
可以把创新的爆发也理解为涌现的过程。庞大体量和复杂结构的市场在日积月累下，突破质变实现了范式转换，创新随之涌现。看起来日韩的小体量在实现涌现方面确实先天不足，但且不说印度，欧洲的体量足够大，创新方面还赶不上日韩。
这就要引入主体性概念。这个很好理解，后冷战时代，大国中只有美国和中国最追求主体性。当前社会科技和生产关系范式的根本是基于信息革命的。美国对信息技术的追求源于冷战竞争，冷战结束后信息革命的进一步动力源自对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秩序的维护以及利润从实体转向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的逐利追求，最终社会完成了以信息和金融为导向的“范式转换”，创新的定义也随之变成了“炒概念”，成了金融脱实向虚的动力，由此大量脱实向虚的“创新”纷纷涌现。
别管最终结果好不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美国自身“主体性”的作用，“主体性”让美国实现了“范式转换”和“涌现”。
中国从九十年代甚至更早开始全力投入信息产业建设，也是基于自身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近代以来塑造出来的“落后就要挨打”和独立自主观念以及技术进步主义。所以中国既要坚定赶上美国信息革命的进程，对各种新技术的应用积极开放，也不甘于只当美国的供应商。
最终，我们也初步实现了自身路径的”信息革命范式转换“，基于新范式的创新也开始纷纷涌现。在大模型时代，国内甚至比美国更有开源精神，DeepSeek的开源最为知名，腾讯、阿里、百度也纷纷领头加入开源生态，通过开源来促进技术交流和突破。最近很火的腾讯元宝，把DeepSeek最新版和混元T1大模型整合到一起。这些都表明，基于我国主体性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我们的AI创新路径是要通向AI技术平权、赋能普通百姓的。
至于欧洲和日韩，既不可能有领导霸权的追求，多数时候又不认为落后了就要挨美国打，也没法追求产业链的完整和独立，缺乏主体性动力去真正迈入信息社会的新范式中，最终无法实现基于新范式的创新涌现。
那么，有强大主体性，又实现了信息革命范式转换和创新“涌现”的美国为何衰退了？到了今天，再新自由主义入脑的人恐怕也无法否认脱实向虚的“创新”对生产实践具有严重的破坏性。世界的基础终归是物质的。
而且，虽然今天的美国确实还称得上创新大国，但涌现的基础正在被破坏，一方面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硅谷的主流文化，一方面是以MAGA群体为代表的民粹情绪对科技的抵制。当创新的权力越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创新就越难以实现涌现。DeepSeek则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创始人是小镇做题家，整个团队没有海外背景，没有那种文章被引述率世界前五十的大佬，但是实践上的进步，让他们能做出最优秀的大模型。而这样优秀却并非属于少数精英的人才在中国还有茫茫多，涌现的发生终究会水到渠成。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且不说美国那种脱实向虚的“创新”，即使正经的技术创新，也并非只有正向意义。熊彼特在研究中指出，创新是有破坏性的。用当今的话来说，科学创新有正外部性的同时，也有巨大的负外部性，如何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欧美民粹主义能获得巨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正是这二者的协调出了大问题。我们多次强调过，欧美很多人对于先进技术的抵制并不能简单归结于反智主义。欧美部分企业把创新的负外部性几乎全部交给了社会来承担，创新越发展，就越产生矛盾。
企业的负外部性问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中是私有制矛盾的表现形式。我国作为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通过对国企的管理有效协调了国企的正负外部性，但对于市场经济中的私企的正负外部性的协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大型的创新企业来说，如何协调正负外部性很大程度在于如何承担社会义务。这里的社会义务指的不只是狭义的就业纳税落实劳动法这样的义务，而是更加广义的社会义务。
最近国家出台了一批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就是这样一种趋势。企业能实现技术研究层面的创新，根本上是享受了基础研究的成果。然而以当下的学科复杂性，大学与研究所已经无法承担所有的基础研究，而应用层面的新技术，没有基础研究就无法支撑。长期来看，企业更多参与基础研究是协调正负外部性的重要方式。这不只为了削减创新带来的矛盾，也为了保障企业自身甚至整个社会创新的持续。
还是拿前面创新排名举例，腾讯拿出100亿元发起资助“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给多个领域的科学家巨额支持，并且对项目本身和资金用途不做干预。这些投入虽然没有体现在短期财务表上，但是长期利好了科研环境，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未来也会让腾讯自己受益，有效协调了自身创新活动和承担社会义务间的平衡。
回到文章开始的问题。西方长期以来把持对创新的定义权，但却没能阻止自身的产业衰退。讹诈解决不了问题，关税大战中特朗普的疯狂和中国之外主要经济体们的妥协不过是彻底揭破了皇帝的新衣。特朗普的具体做法，一方面确实可能起到扼制“新自由主义式创新”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很多做法也是在破坏美国真正的创新能力，可能这些代价需要十几年才能完全展现出来。
所以不必为很多杂音所干扰，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无论是国家，组织还是公司，创新的领先从来都不是永久的，而是会随着各种因素改变。在彻底对西方神话袪魅的同时，更要对我们应当走的路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