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acel rovsion
就在今天下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对美国的关税税率由84%提高至125%，并声明鉴于在目前关税水平下，美国输华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中方将不予理会。就如商务部在随后的发言所说，美方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已经沦为数字游戏，在经济上已无实际意义。这与其说特朗普极限施压，更像黔驴技穷，仿佛一个婴儿话都不会说，强行跟人吵架一样。
商务部还强调，倘若美方执意继续实质性侵害中方权益，中方将坚决反制，奉陪到底。关税反击之外，比如服务贸易，我们可选择的反制手段还有很多。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
事以至此，很多人熟悉的世界彻底崩塌了。这次我们看到，国内舆论环境中，以往遍地东食西宿主义者的经济和金融业这次除了某些“首席经济学家”之外，唱反调的比以往中美经贸交锋中少了很多，更多人处于一种茫然和宕机中。
前两天看到的一篇金融人士文章中引用的CNBC媒体人史蒂夫·利斯曼的话很有代表性——
“美国本来可以出口这些不值钱的绿色纸张，然后就可以空手套白狼换回大量的Iphone，然后这些Iphone的生产国还会把这些绿色纸张重新投资回美国的金融市场，让美国人赚两道钱。这个系统即便放在历史上和那些伟大的帝国比也是优秀的，我们不需要总督，只需要WTO，IMF，World Bank就可以管理这个世界，但现在美国决定要回到100年前，美国工人平均寿命42岁的那个年代，去出口Iphone，换其他国家的蓝色或者红色纸张”
这个疑问恐怕不光是美国人，也是我国很多金融和外贸人士的疑问。在贸易领域，美国的贸易逆差在美元体系的加持下实际上是以资本回流，这使得美国国内不仅充斥着廉价好用的商品和美元强势的购买力，同时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部门留在国内。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要了？
那篇文章下面的评论，评论中有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反而作者的回复颇能体现一种复杂情绪
特朗普最近的操作是发疯，这两天借行情动荡搞内幕交易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但美国的问题一直在那。从特朗普16年第一次上台开始，包括笔者在内的新潮很多文章就一直在回答上面那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光是美国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我们想”办好自己的事情“就必须要警醒的问题。
我们在昨天文章中说到，美国联邦政府的现金流状况已极为糟糕，亟需开源节流。
一方面要提升企业向美国联邦政府缴纳的税收；另一方面则要压低联邦政府的再融资成本。然而许多美国跨国企业在本土会计准则下的股东权益早已为负，实际上已经沦为虚拟公司，相当于投资者交易的是一个大型资产抵押包。
早在拜登政府时期，耶伦曾提出“全球最低税制方案”，试图将部分美国企业转移到海外的税基重新拉回境内。然而，这一方案推行难度极大，最终不了了之。这次的关税大战不光是特朗普个人的疯狂，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美国这个国家被跨国资本拖入了疯狂的境地。
跨国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的要素配置，将低成本人力资源和区域市场培育结合起来，将供应链价值链配置和关键产品生产结合起来，构成了大部分美国跨国企业能够几十年蓬勃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一定程度巩固了美国作为全球分工体系顶端的位置。但这种模式解决不了两个内政意义的问题。
一是国内反哺不强。从就业市场看，跨国资本主义将人力成本敏感性的供应链、生产和支持服务环节移出，而这个大体量环节没有给美国就业反哺，相反80年代作为美国名片的高生活水平产业工人阶层在产业流出以后无法适配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无法进入留在美国本土的设计研发环节就业，甚至在低端服务业中还面临着非法移民的广泛冲击，这使得美国国内大部分就业只能通过基于国内市场的低端服务业来提供。
跨国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并没有承担起托举美国就业市场的作用，相反抽空了美国核心产业、供应链体系再生产的基础，美国军舰造船厂由于造船业及配套工业的工人断层，现在处于生产承载力极度衰退的阶段。
而从投资市场看，由于美国工业门类缺失、供应链平均成本高企、配套产业极度萎缩，除却对能源价格、税收政策敏感的高耗能行业（比如给汽车工业配套的福耀玻璃）热衷于前往美国本土投资，波音、SpaceX、科氏工业等少数必须在美国本土保留产能的企业会维持常态化小体量投资，跨国资本主义在美国本土的投资意愿、投资体量都在锐减，都会寻求全球供应链的优化配置来降低平均成本，最大的投资意愿就是兼具最大市场和最强供应链体系的我国。站在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视角，跨国资本主义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投资反哺也是几乎看不到的。
二是技术学习替代。跨国资本主义希望永远保持新兴市场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空间，自己通过行业高附加值环节取得高昂利益的模式可以永远存在，也就是希望新兴经济体永远停留在拉美模式的进口替代阶段。但这种模式忽视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分工中的内生增长和后发优势，更忽视了新兴市场劳动力素质提升过程中会通过“干中学”，开展缓慢的技术学习替代，低端阶段是山寨模仿，中端阶段是国产化替代，高端阶段就是全球竞争力产品的诞生。
于是，跨国资本主义的拉美幻梦在亚洲新兴经济体这里完全破碎，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在慢慢被消失，而新兴市场空间在国产产品填补后，跨国资本赖以维持高营收的新兴市场收入锐减、相反供应链还必须完全依赖于新兴国家。这相当于，在长期的反复过程中，跨国资本主义在我国甚至于大家不怎么看得上的印度那儿都卖出了绞死自己的绞绳。
从这点上可以说，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帝国，其外交问题都可以说是一种内政问题的显现形式。亨廷顿的政治哲学中有一个着名的问题“美国是作为美国的美国，还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或者简单而言，美国是围绕这个主权机器的利益为主还是以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利益为主？这两者的分野是理解近几十年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冲突的一条有效途径。
新制度主义将战后秩序的形成归结为国际合作机制和规则体系的自发形成，但《美国缔造的世界》的作者罗伯特卡根认为全球化和自由开放的当代世界秩序是由美国塑造的。他用罗马式世界帝国霸权来形容美国在冷战后的作用把这种秩序视作美国花大量成本去维持的一种单极主导的多边体系利益。
起码对于美国自身来说，罗伯特卡根的观点更切实际。美国毕竟真实的在用美元，美军和意识形态机器主导世界秩序。这就产生了亨廷顿的”两个美国“。在亨廷顿这里，本土美国的国民是有着盎撒-新教文化带来的传统身份认同的国民，超主权美国的国民是全球化之后身份认同过度广泛化，成为”世界公民“的国民。
全球霸权终有代价，特朗普的两次上台就是代价的表现。上面对跨国资本对美国的影响说明，对特朗普代表的MAGA群体来说，目前这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对本土美国的利益是可疑的。而且随着美国自身的衰退和东方的崛起，美国无力再承担这种体系的长期开支。
于是，从第一个任期开始，特朗普所有政策都秉持这样一个逻辑——收缩和甩卖。一方面，把美国运作霸权机制的支撑，盟友体系、军事存在、国际组织、跨国网络都给事实上收缩，用于减轻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世界秩序中日常运行的成本。另一方面，把美元体系、贸易主导、政治信用作为虚拟资产大规模甩卖，试图引起跨国资本主义的回流。
上一任期我们就说过，特朗普是在用商人的逻辑处理美国国家信誉这个东西。所以凡是新制度主义者认为能够构建美国国际信誉和可信承诺的所有多边框架，在特朗普看来几乎都是可以被贱卖的。从第二任期短短两个多月看来，甚至这短短一周看来，这种出清在走向疯狂。
可能存在一个理智的特朗普吗？红脖子们想要的，特朗普曾许诺过的MAGA能以理性温和的方式实现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在疯狂的第二任期之后，无论特朗普最终是成是败，光谱两端的美国人的撕裂和对立恐怕都还要加剧，美国各个部分就如同从漂移分离出去的各个大陆，恐怕再也不会回头。
旧世界的确开始结束了，当然，现在顶多算结束的开始。作为全球美国的代表民主党来说，打击主要竞争对手是一个主要目标。但对追求本土性的MAGA来说，打击主要竞争对手其实提供的更多是提供凝聚力的赢学价值情绪，战略上反而是次要目标。本次关税战本质上还是特朗普一个中期的政治讹诈，它适用于博弈中的消耗战模型。这对现在的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执行下去的主权机器对抗，最后还是要妥协。更不用说靠这种机制来寻求制造业的回流，这是一个远超于其任期的经济周期。
本次关税战争下，除了各主权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加剧对抗和相互妥协外，对于我们来说一个需要观察的情况是跨国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跨国企业的反应。在关税带来市场预期的普遍不确定性和全球流动性危机下，跨国资本主义在金融市场中长期普遍看跌的情况下，投资和运营策略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会带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配和冲突。
如果说，拜登时代的全球供应链危机是中美对抗中政治风险带来的突发性停摆为主，特朗普时代的关税战则把全球供应链体系重配彻底通过中美对抗分到了两堆，按照和美国关税战的妥协程度重新排列、互相寻求新的贸易空间，跨国资本主义要么完全回归我国这个最强供应链体系，要么花大价钱在美国及其小弟中投资重建一个次生供应链体系出来（从要求小弟购买美国能源、投资美国产业等开始）。
拜登时期跨国资本还可以靠同时投资中国及东南亚周边、东欧拉美等地区来完成供应链安全的双备份。关税战之后，供应链本身的武器化叠加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带来的可能是更加广泛、贯穿链条的不确定预期。
但这些都是不是根本问题。虽然我国的跨国企业相对西方来说在”全球资本“这一属性上还不成气候，但对全球化的深度参与中产生了大批”东食西宿“的”全球公民“，而西方主导的全球交流与文化网络对中国的影响也让我国发达地区中具有”全球公民“身份意识的群体在快速增长。未来，中国想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解决好内部问题，以及带领第三世界建设新秩序，就必须以”两个美国“为殷鉴，对内扼制我国的跨国企业未来也向”全球资本“转变，缩小沿海和内陆间，一二线和基层间的地区发展差异，最大限度的让所有人处在同一个共同的生活实践范式中。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不代表新自由主义从此完蛋，民主党在等待反扑，欧美跨国资本想要寻找新的宿主，欧盟领导人们在进行生存挣扎。这些资本，人和势力都可能想对中国示好，但要清醒的看到，这些东西其实都离不开新自由主义的供养。就像托派到美国成了新保，欧洲左翼成了全球帝国主义秩序的弄臣和润滑剂，他们还会以各种或左或右的面目，打着各种先进旗号继续伪装蛊惑我们，试图让中国继续为新自由主义续命。
就像外交问题是美国内政问题的显现形式，我国的内部问题也没脱离过新自由主义的外部性影响。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想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