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舟，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
投票他上台的群体就是这个需求，所以特朗普也只能用“乱枪扫射”的方式证明自己在干活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日在白宫玫瑰园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85个贸易伙伴加徵「对等关税」，引发国际社会震动。
全球股市受此影响，在短短几天大幅下跌，许多欧美城市更是爆发了反对特朗普的游行。
如果细看特朗普新加徵的关税，其实很容易发现是经不起推敲的。
所谓「对等关税」税率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声称在估算了各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后，科学计算得出的。但实际上，其中存在严重的缺陷。
USTR「对等关税」计算方法的核心假设就是认为两个经济体间不应该存在贸易逆差，将双边贸易逆差直接等同于「贸易壁垒」，并以此推算对等关税税率。
事实上，贸易逆差是宏观经济失衡的结果，受滙率、产业结构等多种因素影响，而非单纯由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决定，USTR的假设是不合理的。
在具体计算关税税率时，USTR称引入了进口价格弹性和关税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率令结果更科学。但实际上，这两个因素在行业间存在很强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难以精确估算，而且USTR也未提供任何数据或方法论来支持其对这两个变量的估算，二者更像是被用来伪装科学的形式化符号，而非实际可操作的参数。
更有意思的是，USTR在实际计算中可能将关税税率直接简化成「美国与各国的贸易逆差除以该国对美出口额」乘以0.5后得出的粗糙估算，并对比例低于10%的国家，大而化之地统一加徵10%关税。
更可笑的是，白宫还将此称为是对其他国家的「宽大处理」和特朗普总统的「仁慈」，实在是无厘头。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在特朗普加徵关税的大棒背后，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採取的策略。
与过往针对性加个别经济体的关税不同，这一次特朗普採取了「乱枪扫射」的策略，几乎是对所有与美国有贸易往来的经济体都进行了加徵关税。
那么，推动他这样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纯粹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美国应该打击主要竞争对手中国，而要拉拢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如果是从解决工业产品贸易赤字的角度讲，应该重点打击美国存在较大贸易逆差的经济体。
在这方面中国自然是首当其冲，另外就是应该选择打击不在中国生产，但通过绕道第三国生产再出口至美国的国家，例如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
所以如果仅仅是从地缘政治或者贸易赤字看，实际上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对所有国家都徵关税。
特朗普之所以要採用这种手段，贸易赤字只是表面的原因，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取悦其在美国国内的支持者。
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多是过去世界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受损者。
特朗普通过这种普加关税的手段，实际上是想这个告诉他的支持者，自己有手段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採用这种戏剧性的手段，也是特朗普为了将其自身与传统华盛顿政客鲜明地区别开来。
华盛顿传统政客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也不论左派还是右派，虽然他们也都在口号上主张要保护民众利益、保护工人阶层，但真正做的都是些口惠而实不至或小修小补的补贴政策。
特朗普的举措实际上是想用这种非常规的手段，来向支持者证明只有他这样的领袖才能全力捍衞中下层蓝领和白领的利益。
美国基层怨愤原因
所以特朗普整个决策看似是针对美国之外的其他经济体，但实际上是服务其内政的需要，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而在美国内政中，之所以出现一大批不满的中产阶级中下层，实际上有两大原因。
一是美国製造业竞争力在全球化冲击下大幅削弱。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美国曾是主导者和领头羊，美国不少人一度认为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将主要来自穷国的人们。但经过全球化几十年的发展，大量产业及企业转移到了竞争力更强的中国、印度、越南等亚洲新兴国家，美国蓝领阶层的工作岗位大幅减少，经济利益受损。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约翰．加普（John Gapper）曾在十多年前撰文指出，（全球化）赢家是中国和印度的工厂工人，而输家则是西方的中产阶层。
二是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社会分配不公加剧。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美国逐渐放弃製造业而选择利润更高的金融和高科技产业。
原先支撑美国繁荣的东北及五大湖附近的工业地区製造业逐渐空心化，工厂或倒闭或迁移，城市迅速衰败、社区凋敝、机器生满铁锈，形成了所谓的「铁锈地带（Rust Belt）」。
譬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几十年中，以克利夫兰、底特律、匹兹堡为代表的城市出现了大量人口迁出和家庭收入中位数下降的问题。
身处其中的白人蓝领群体不仅失去了祖辈曾拥有的中产富足生活，还丧失了曾经的身份荣光，陷入社会地位下降的困境。
特别是在2008年美国量化宽鬆（QE）之后，分配不公令社会两极分化愈发严重。
量化宽鬆令社会中财产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工资性收入的增速，原来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的白领和蓝领在新的社会阶层分化中再一次下沉。而这些阶层下沉的人数众多，他们对此积累了长期的不满与愤怒。
后来也正是这些对华盛顿建制派彻底失望的群体将特朗普「抬」入了白宫。
其实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时选择的副总统万斯（JD Vance）恰恰是从「铁锈地带」成长起来的，他在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一度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
书中描述了万斯自身的成长经历及其家族的贫困史，侧面反映了美国老工业地区逐渐衰败的历程，也揭示了美国社会内部所存在的系统性问题。
因此当时有分析者指出，万斯书中所描述的现象，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大量底层白人成为特朗普的拥趸。
各国三类反应姿态
在特朗普向全球挥舞关税大棒之后，世界各国的反应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採取了「跪低」的姿态，主要是小国和对美国具有安全依赖的国家，譬如越南、日本、新加坡等。
以越南为例，其率先发表声明称愿意将越南进口的美国商品关税降成零，以求饶的姿态希望美国推迟对越南加徵的关税时间。日本和新加坡也表态放弃对美国採取报复关税。
第二类则并未有即刻跪低，而是威胁要对美国进行关税反制，採取了一边递橄榄枝，一边递大棒的姿态，希望将美国拉到谈判桌前。
以此为代表的有法国、德国等欧盟成员国和加拿大。
第三类则是在特朗普宣布加徵关税的第二天就立即进行对等关税反制的中国。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其实是有备而来。中国选择宣布对美国加徵关税的时间是在北京时间4月4日傍晚6点（美东时间凌晨6点）左右，这个时间欧洲股市已经开盘，而美国股市即将开盘。
恰恰选择在美股即将开盘的时间点宣布进行关税反制，可以看出中方做足了应对準备。
其实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在出口结构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战略準备，通过构建多元化市场，降低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
在数据上，中国对美出口佔全部出口的份额已从2018年的19.2%降至2024年的14.7%，对东盟出口佔比由12.8%提升到16.4%，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佔比由38.7%提升到47.8%。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加徵关税并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
在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大加关税的背后，更多的是美国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不是特朗普个人特质和性格偏好所决定的。
而且这种右翼民粹崛起的现象不止出现在美国，欧洲许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德国民调机构INSA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2月德国大选中得票率最高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支持率跌至24%，而被德国主流社会标注为右翼的另类选择党（AfD）则以24%的支持率首次实现与联盟党平起平坐。
这意味着如果德国大选放到今天而不是两个月前，那另类选择党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一大党了。
不仅仅是德国，包括意大利、法国甚至是英国等老牌欧洲国家，都出现了右翼民粹政党快速崛起的现象。
所以对香港来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欧美出现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不必抱有也许美国三年之后换了总统就会出现180度大转弯的期望。
未来香港的发展要更有意识地配合国家拓展新兴市场。
但这个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过去香港传统主要是做欧美市场的生意，以中间人的身份衔接内地和欧美市场，习惯了欧美的商业模式。
在新兴市场中，香港除了对东南亚市场可能较为了解，对中东、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其实是不熟悉的。
所以香港未来需要在这方面和国家有更紧密的配合，在国家各类企业「外引内联」过程中发挥自由港优势，担当好平台角色，令内地熟悉新兴市场的人才和新兴国家想进入内地市场的人才在香港滙聚，成为内地企业与新兴市场间的关键平台。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