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恶劣影响[184]在德意志劳工阵线和“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显得特别突出，这两个组织内部的贪污、诈骗和其他腐败行为发生得特别频繁。不仅是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的报告，国家警察机关的每月报告中也特别提及了“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和德意志劳工阵线的腐败情况[185]。仅仅在柏林，这两个组织内每个月就有2.5万至3万帝国马克被贪污[186]。这两个组织是滋生腐败的绝佳温床，因为它们是在纳粹党掌权后才新建起来的，很快就膨胀为超大规模的巨无霸，其成员数量远远超过纳粹党员的数量。例如，在1942年，德意志劳工阵线拥有2510万成员，而“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在1943年的成员总数达到约1700万[187]。这两个组织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选择工作人员的过程自然不可避免地非常仓促了。于是，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岗位上常常出现形迹可疑之人。[188]
（德意志劳工阵线的旗帜）
同时，“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和德意志劳工阵线通过会员费、捐款，以及合并企业，操控着高达数十亿马克的巨额财产。例如，德意志劳工阵线仅在1942年就吸纳了6.77亿帝国马克的会员费[189]。它控制着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企业，包括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建筑公司、出版社及印刷厂和零售商店等[190]。“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则通过各种募捐活动——比如“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获取了数十亿帝国马克。仅仅“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每年就能吸纳几亿帝国马克的捐款，在战时甚至达到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一[191]。
这些捐款对于纳粹组织的很多成员来说是个难以抵御的诱惑。”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在战时管理和分配的食品和紧缺商品同样也是香馍馍。但贪污和中饱私囊的行为不仅限于普通工作人员和义务的募款人员，在“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高级官员中特别猖獗。“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很多省级和县级领导人因为腐败败露而不得不辞职，并接受法律制裁。下面的腐败案件的清单并不完整，但足以说明问题：
“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柏林省部领导人里夏德•梅勒因贪污受贿被判处四年监禁。他侵吞了组织收到的捐款，还收受了一名建筑师的贿赂。这名建筑师承担着“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建设工程，还希望获得该组织的顾问建筑师职位[192]。梅勒的一位前任，同时也是“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创始人——帝国国会议员卡尔•施皮沃克则卷入了一起涉及汽车采购的腐败案。“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柏林省部财务主管埃米尔•魏斯滥用职权，从省部的仓库低价购买西服面料和金戒指，被判处一年监禁。“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全国总部财务主管卡尔•亚诺夫斯基侵吞了本应发放给空袭受害者的救援食品物资，也被判刑。他的兄弟威廉·亚诺夫斯基是“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省部领导人，还曾担任“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全国主席兼“最高指挥官”埃里希•希尔根菲尔特的私人助理，因为同一罪行甚至被处以极刑[193]。“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总部高官埃里希•武尔夫长期把“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证章的印刷业务交给柏林的一家公司，得到的回报是这家公司旗下的一处赛马马厩。在科隆、耶拿、哈默尔恩、希尔德斯海姆和维也纳，都发生了“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分部和县级领导人侵吞供应给伤员和国防军医院的特别储备物资的案件。在哥廷根、德累斯顿、萨尔茨堡和威悉明德，“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县级领导人因腐败被判刑；梅克伦堡的“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省部组织部长因贪污落网；索林根的“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县级领导人因为伪造汇票而被逮捕[194]。
除了上述腐败分子之外，还有很多“地区小组领导人”和“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地区代表贪污了“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和“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的公款。比如在杜塞尔多夫，就有多达7.5万帝国马克被贪污[195]。考虑到真正被提起诉讼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那么“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整体而言必然是个极度腐化的泥沼了。
（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宣传海报）
德意志劳工阵线的情况也很类似，一方面是财务管理非常混乱和腐败，另一方面是它下属的企业也屡屡发生腐败案件。数量众多的贪污会员费的案件（按照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的说法，在纳粹党的所有组织中，德意志劳工阵线的贪污会费案件是最多的）[196]主要是个人单独作案，而德意志劳工阵线所属企业内的腐败则体现出了纳粹精英阶层关系网的腐化堕落。正如前文所述，纳粹体制内的私人联盟关系建立在赠礼和物质赞助的基础之上，其资金不仅来自国家财政，甚至还会肆无忌惮地挪用纳粹组织的财政。这种行事方式的典型例子是德意志劳工阵线所属的建筑企业、社会建设企业协会有限责任公司（VsB）和德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Deubau），它们是从原先属于工会的建设企业改编来的[197]。德意志劳工阵线所属建筑企业的经营政策非常原始，但很有效：
为了从政府和党组织那里获得建设工程业务，德意志劳工阵线所属企业会系统性地向纳粹党“运动”的达官贵人们赠礼和行贿，这种手段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业务，也是在打点关系，以强化德意志劳工阵线在纳粹体制内的地位。操办这些行贿活动的主要人物是德意志劳工阵线的临时主管安东•卡尔。一方面，他与来自慕尼黑地区的很多党员同志颇有私交；另一方面，他有着盗窃、贪污和腐败的七项犯罪前科[198]。仅在1936/37年间，卡尔花在行贿上的钱就超过了58万帝国马克。
卡尔的受贿者包括“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的指挥官——党卫队上将赛普•迪特里希。卡尔给迪特里希献上了金烟盒、猎枪、丝绸衬衫和领带，安排迪特里希的妻子去意大利旅游，还赠送了画作等很多东西[199]。每年11月9日的纳粹党节庆日，卡尔都会大摆筵席，盛情款待“警卫旗队”的官兵。作为回报，德意志劳工阵线所属建筑企业得到了改建“警卫旗队”在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兵营的合同。
（党卫队上将赛普•迪特里希）
德国旅游业联合会主席、老党员、已退休的州部长赫尔曼•埃塞尔将在柏林建造“德国旅游业之家”的业务交给了社会建设企业协会。埃塞尔从安东•卡尔那里得到的回报是，以区区9万帝国马克的优惠价买到了位于柏林—万湖的一座价值17万帝国马克的住房。就连这9万帝国马克，也是德意志劳工阵线下属的德意志劳工银行以优惠条件给他贷的款。另外，这座住房的装潢和改建花费了5.6万帝国马克，这笔钱也是德意志劳工阵线承担的[200]。
还有其他很多纳粹高官通过这种物美价廉的方式置办了房产，其中就有纳粹党全国领袖兼“总理府幕僚长”菲利普•布勒，以及希姆莱的参谋长——党卫队中将卡尔·沃尔夫。布勒只花了5.6万帝国马克就买到了一座位于因河畔努斯多夫的价值9.7万帝国马克的乡村别墅；而沃尔夫的位于泰根湖畔罗塔赫—埃格尔恩的地产价值14.2万帝国马克，他只花了4.16万[201]。
接受德意志劳工阵线贿赂的还有党卫队少将克里斯蒂安·韦伯，他担任慕尼黑县议会主席、纳粹党议员和“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之都”的“经济委员”。韦伯被人称为“慕尼黑的福斯塔夫[1]”，算是最腐化的纳粹党人之一。他的“克里斯蒂安·韦伯盛宴”极其穷奢极欲，光是慕尼黑市政府就为此支付了1000万帝国马克[202]。韦伯让德意志劳工阵线临时主管卡尔掏钱，给他的宅邸建造了一个“狩猎纪念品陈列室”和一个“男主人书房”，还给慕尼黑—里姆的跑马比赛捐献了一个银奖杯。尽管韦伯收入颇丰——作为县议会主席，他能从慕尼黑市政府拿到7.2万帝国马克；经济委员的薪水是7万帝国马克；从希特勒那里拿到5万帝国马克的赠礼；从慕尼黑市政府还能领取25300帝国马克的“荣誉奖金”[203]——但居然让卡尔来支付自己宅邸“修理电铃导线”的区区1.5帝国马克[204]！韦伯的所作所为很有代表性，富丽堂皇的外表和中饱私囊的贪欲竟与极度的吝啬如影随形。他对德意志劳工阵线临时主管作了这样的解释：“今天的国家，是我参与建设起来的。那么国家就相当于我自己的公司，因此大可以坦然地接受礼物。” [205] 引人注目的是，被卡尔买通的政府大员中还包括希特勒身边最亲信的人，比如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冲锋队高级领袖威廉·布吕克纳和党卫队上将尤利乌斯•绍布。这些人是跟随希特勒鸡犬升天的扈从的核心，他们的主要功能是在希特勒滔滔不绝地长篇独白时作他的陪衬和听众。霍夫曼、布吕克纳和绍布也收受了卡尔的礼物，比如地毯和金烟盒。霍夫曼对此感激涕零，为了报答，把即将建造“德国旅游业之家”的计划透露给德意志劳工阵线临时主管，还力挺后者去拿到这个项目[206]。
[1]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喜剧形象。福斯塔夫是贪杯又好斗的冒险家和道德败坏的酒色之徒。
本文节选自我的译作《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