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些耳熟能详的成语背后，是一出出公元4世纪之前的东方战场上的老把戏。用现代语言表述，那就是心理战在古代的成功案例。所以，今天以为新奇的心灵战力不是什麽新事物，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把一些老把戏改头换面重装上阵。
众所周知，在一些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先人们不仅把声音、符号、面具、图腾等作为权力工具，同时衍生出借助这些道具用以凝聚部族士气、间或恐吓外敌的古老传统。如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军事思想家孙子就曾描述如何在战争与统治中应用较为复杂的“心理”策略。
黄金面具：大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知人知面不知心。现代意义的“心理战”一词1941年才正式进入英文词典，是由德国“Weltanschauungskrieg”（世界观之战）一词的翻译变体，指有目的、科学地使用宣传、恐吓、政府压力等手段确保压倒敌人，取得意识形态的胜利。此种研究集大成者就是美国。
虽然从欧洲前往新大陆的移民在反抗英格兰统治、对邻国的战争、美国内战，乃至经年累月与土着居民争夺大陆控制权的过程中，面向不同受众不断展开宣传，采取游击战甚至恐怖行动。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才将其制度化，遂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心理战。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美国秘密而有步骤地开展一系列心理战相关的研究，随后不仅有力扶持了大众传播学这一新学科的迅猛发展，还成功构建起包罗万象的“胁迫之术”和以此武装的战争机器。
1944年，由罗斯福精心命名的从事心理战及相关研究的一个办公室曾负责向抗战时期的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开启一段蜜月期。上百观察组人员在此后近三年撰写了上千份报告，向美国政府提供了敌后根据地有关对日俘“心理战”、敌后抗日武装的组织结构与战斗力、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力度、以及搜集敌情的能力等详细情况。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事实证明，当年延安美军观察组有力支持了正面战场常规军事行动，“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战争手段’”。那么，这种新的“战争手段”是怎样产生？又如何发生作用？这是当代战争研究的前沿领域，本文仅以美国心理战研究所依据的诸多理论进行扼要梳理和溯源，一窥其神秘面目。
旧照片：延安岁月
在古今中外的诸多兵学着作中，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似乎不多，在一勇当先的西方战场尤其如此。赫尔曼·莫里斯·德·沙克斯（1696—1750）的出现使得战斗的惯例和偏见始有所改观。这位萨克逊国君、后来成为波兰国王的奥古斯都的私生子，12岁即开始戎马生涯，24岁转入法国陆军，47岁晋升为法兰西元帅，法国波旁王朝杰出军事家，他对于军队的士气（精神）问题曾经提出若干疑问：为什麽得胜之师会突然变得不堪一击？为什麽某些部队在攻击时经常能获成功，而转为防御时却变得不可靠了？将军如何能使其人员保持良好的精神？
沙克斯自己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一个总的陈述：“关键在于人心，而这正也是我们所应深入研究的。对于战争的行业，这是一个最重要、最深奥和最需要学识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曾经有所论着。若缺乏对人心的知识，则只好依赖运气，而那又是多变无常的。”
在沙克斯的思想中，最值得称赞的正是他对于心理因素的重视和了解，为他赢得了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将才之荣誉。仅凭“攻心为上”这一点，沙克斯的思想在美国军校的课堂可以永垂不朽。
“战争的成功有赖于慧眼，必须能察觉会战中的心理关键时刻。”这是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的名言，足见他对于心理问题的深入洞察，他另外还有一句名言：“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三比一。”
拿破仑不仅深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更加认清仅凭物质奖励还不够，因为“英勇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他的秘诀是诉之于荣誉感。他了解人之所以愿意牺牲生命，往往是由于其本身所并不了解的原因。他深知心灵感应之微妙，经常与其部下保持个人接触，他说：“人员对我有信心，精神力往往比数量更能决定胜利。”他个人的魅力和信心对于其部下和敌人都能产生重大的精神冲击。
他的劲敌威灵顿认为拿破仑个人的出现可以相当于四万人的大军，在一片“Vive l\' Empereur！”的欢呼声中，法国部队就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可讽刺的是，拿破仑并未真正做到知人而善用，对于有才华的干将，他还是不会完全信任，结果也还是不能发挥辅弼的功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拿破仑实不如汉高祖刘邦。拿破仑不能善用人才，与他只想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秩序而完全忽视“权力平衡”的运作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于是，呈现出来的便是他知进而不知退，能发而不能收，好大喜功而不知持盈保泰。到最后终于丧失了平衡合理的战略意识，将其国家资源和部队战力消耗殆尽，而走向败亡的不归路。
影视剧照：拿破仑
拿破仑的失败不失为心理战大溃败的一则典型例子。柯林伍德（1889—1943）曾指出：“对于拿破仑战争若能作反省的思考，则所获得的理念可以应用于20世纪。”当然，仍可以应用于21世纪。
“西方孙子”克劳塞维茨（1780—1831）对此也深有认识，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战争理论若不考虑官兵的心理则根本毫无意义。
克劳塞维茨不仅重视将领的性格、感情和动机，同时强调精神力（或心理因素）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事实上，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也并未忽视精神力的重要性，不过就其全体而言，他们却认为精神力太微妙，属于战争的超然部分。因为他们的兴趣放在理性的控制方面，所以也就不想对精神力作深入的研究。
克劳塞维茨则认为，精神力固然的确很难决定和控制，但要想构成真实的战争观念，了解战争理论的性质，则又必须如此。同时，他又认为精神力也并非完全不能加以理论化的处理。尽管它们不能像物质那样被分类或计算，但还是能够被看见或感觉。
精神力的作用加上战争的二元性遂又使战争中充满了未知和偶然因素，并且也在计划与实践之间造成一道鸿沟。这也正足以显示克劳塞维茨与启蒙学派之间的巨大差异。启蒙思想家也完全知道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但他们却把焦点放在他们所认为能够理性思考的因素之上。克劳塞维茨则认为他们的态度是武断并与现实脱节的，他认为应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由此更进一步，把心理力量的分析视为战争研究的核心。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对以约米尼为主流的启蒙思想家作出如下总评：
（1）他们是以固定值为目标，但在战争中一切事物都是不确定的，而一切计算都必须以变数为之。
（2）他们的研究完全指向物质力量，但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与心理力量及其效果交织在一起。
（3）他们只考虑单方面的行动，但战争却是敌对双方之间的一种连续互动所构成。
普法战争：纪念币图案
“1831年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将军逝世，其着作由其遗孀出版，曾轰动一时。但令我深感遗憾的是该书作者在写作之前没有机会看到我这本书，否则对他一定会大有裨益。”比克劳塞维茨大一岁却在欧洲大陆活跃更长久的安托万·亨利·约米尼（1779—1869）如是反唇相讥道。
1838年，年近六旬岁的法国将官、瑞士人约米尼出版了他的《战争艺术》，这部被西方军事理论界奉为不朽之作的兵书，与作者28岁身为校官时出版的第一本着作《大军作战论》相比，两书中的基本观念相差无几，不过，后者增加了一个完整体系的政治方面。这是克劳塞维茨所没有机会看到的，也正是约米尼战略思想成熟精进的标志。
约米尼在《战争艺术》的第二章中即指出“人民的战斗精神”是“有关军事行动的一切政治考虑”的首要因素。他的至理名言如是说到：“假使在一个国家里，牺牲生命、健康、幸福来保卫国家的勇士们，其社会地位反不如大腹商贾，则这个国家的败亡也就一点都不冤枉。”“历史告诉我们，最富的国家不一定最强，更不是最快乐。从军事的天秤上来衡量，钢铁至少是和黄金一样重。”
约米尼堪称军事科学界的“牛顿”，从1815年（滑铁卢）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年之间，约米尼支配着整个西方军事思想领域。而他在美国的影响力也许要比在欧洲还更大。在美国内战时（1861—1865）南北双方的军官据说人手一册《战争艺术》。美国近代海权理论的创始者小马汉在思想上也深受约米尼的影响。20世纪初期，随着小马汉的海权理论轰动全球，约米尼的思想也绽放更大光彩。
最后，介绍一位19世纪法国军事界的奇才，他的思想和方法都是超时代的，但不幸曲高和寡，直到1903年，他的遗着再版时情况突然发生重大改变，成为美国军事院校的指导性教材。他就是1844年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的阿尔当·杜皮克（1821—1870）。
杜皮克一生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以及在叙利亚（1860—1861）和阿尔及利亚（1864—1866）的殖民地战争，颇具战功，官至上校。他是沙克斯元帅的崇拜者，他引述沙克斯的名言指出，人心为研究一切有关战争问题的起点。他相信战斗表现是以个人和集体心理学中的最原始本能（直觉）为根本，“多少世纪都不曾改变人性……在最低层还是那同样的人……工业和科学的进步，固然已使战争艺术发生很多改变，但惟一不变者即为人心”。
油画：克里米亚战争
杜皮克认为，许多军事理论家不仅遗失了战争中的主要因素，而且由于他们只知偏重大战略，从而忽视了真正重要的数据。战争中的实际细节要比伟大理论家的着作、古今名将的计划都更值得研究。只有此种有关实际战斗的基层资讯才能对战争的真正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所以，必须首先搜集大量的数据，再加以审慎的分析，然后才能建立真正的军事科学。他相信对于军人在过去的真实行为若能获得充分的证据，则也就能够了解其未来的行为。
杜皮克从对古代战斗的研究中发现罗马兵团之所以常能战胜，进而指出：“战斗的成败是精神问题。在战斗中互相冲突的是两个精神力量，而非两个物质力量。”所以他认为“战斗”不可以与“决斗”相提并论，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那与克劳塞维茨的观念恰好相反。杜皮克认为在决斗中物质力量（体力）较强者一定胜利，在战斗则并非尽然。战斗是两个对立意志之间的冲突，意志为精神而非物质。仅当其能影响敌方精神时，武器才算是有效。
杜皮克之所以首先研究古代战斗，其目的是希望经由此途径来了解人类的本性，以及如何能使其挺身而斗的根本原因。尽管近代战斗与古代战斗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尤其是火器的发明和改进已经带来重大改变。杜皮克发现若干值得注意的事实，总而言之，如何维持纪律，控制分散的兵员，并使他们战斗，已经比过去变得更为困难。
一战后期出任联军最高统帅的福曦（Fedinand Foch，1851—1929），曾对精神因素（意志）有过分强调的趋势。福曦创造了一个公式，足以表示精神因素在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Victory=Will”，意即为“胜利=意志”。他对此进一步解释道：“战争=精神力的领域”，“胜利=胜利者的精神优势“，”战斗=两个意志之间的斗争”。于是作一小结：“征服的意志即为胜利的首要条件……要把此种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士兵的灵魂之中。”
美国人以为福曦在思想上的灵感是来自杜皮克的着作，他们也深以为这才是永恒的战争艺术，“伟大”的力量之源。（完）